如果說全球化之前，人類競爭主要在國家內部的族群之間。那么，全球化使得國與國的競爭更加激烈，可謂是生死存亡，你死我活。近代史上中國多少次面臨痛徹心扉的亡國亡種危機？中世紀以來歐洲多少個政治體湮滅無存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可以說，國家能力成為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而在武器難在短期內取得重大突破、制度難以根本性變革情況下，國內人民的組織化便成為提高國家能力的關鍵。組織人民，主要靠思想，不能僅靠利益，利益使人怕死，而思想使人視死如歸。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不正是法國面臨反法同盟入侵時產生的嗎？民族主義可以使得全民族團結起來，願為國死難，它是一個國家最鋒利的武器。於是，全球化背景下，幾乎所有國家都選擇了民族主義，以之組織人民，克敵制勝，以贏得生存發展機遇。現實中，民族主義正是許多國家走向獨立和富強的根本動力和成功的關鍵。
反思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不正是證明了上述道理嗎？近代中國，國家孱弱無能，頻頻遭受列強入侵，國家在與列強的競爭中表現出低效和無能，出現國家失敗，中國人面臨亡國亡種危機。這個時候，從西方傳入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開始與中國內部的救亡圖存強烈願望以及樸素的種族觀念結合，中國人接受了民族主義，並用之於組織整個國家，使得國家變得富有組織和戰鬥力。被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人民，在革命領袖的帶領下，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和堅強的反侵略戰爭，建立了強有力的新國家，形成了維護本民族生存發展和關鍵利益的強大國家。我們看到，在新中國建立前，民族主義解決中國的是人民動員問題，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對於中華民族的延續和發展有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在今天，解決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五大危機——認同性危機、合法性危機、滲透性危機、參與性危機、分配性危機，除了經濟手段和制度建設之外，同樣離不開適度弘揚民族主義，而且對於民族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依賴甚至更為嚴重。反觀世界歷史，我們發現，幾乎所有民族國家建構是集權過程——無論是德國、義大利還是英國美國，而且也是民族主義不斷弘揚的過程。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強制、強政府、戰爭都是在所難免的。儘管當今世界對於戰爭和暴力都是人人討伐，但是對於中國而言，為了完成民族國家建構，也許還是不得不使用武力。
因此，我們在批評民族（nation)為主體的歷史敘述時，必須看到民族國家構建尚未完成的國家仍最需要的是什麼，並且思考這種歷史敘述形成的原因。杜贊奇很大程度上就沒有看到這種歷史敘述背後的複雜原因，單單是從話語本身來思考話語，輕視或忽視了背後政治和經濟因素。
此外，即使指出近現代中國接受了來自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其他意識形態，中國的發展道路完全被打斷，也必須看到中國在此過程中的能動性一面。中國接受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西方文明，並非是完全被動的，中國汲取的是符合中國利益的部分，從長遠來看，這些有助於中國走向富強和現代化，實現救亡圖存、趕超強國和人民幸福。顯然，中國並非是完全被動的一方，中國也不是失敗的一方。
三、真理比種族更為重要
對於一個出生並成長於殖民地的學者，杜贊奇對於殖民地與宗主國的關係特別敏感，很多時候，杜贊奇總是試圖從殖民地—宗主國關係的視角來思考後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於是，在思考後殖民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以及評價後殖民主義國家的學術成就時，他總是反思（很多時候是不必要的）這是不是西方侵略的結果或“遺產”。筆者認為，基於非西方—西方關係的視角，尤其是後殖民主義的視角（半殖民地/殖民地—侵略國關係）來思考後殖民主義國家的問題，確實有利於發現一些問題，比如後殖民時代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是否是複製西方道路而沒有自主性，這種思考方式也是必要的。杜贊奇提示我們，保護本國文明非常重要，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並不一定要照搬西方道路。但是，同時也我們必須防止自己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窠臼中。侵略行為可惡，但是侵略者的先進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應該像他們的好的科技一樣，被廣泛使用，以提高本民族本國家的實力。在文化交流上，應該有開放心態。實際上，我們發現，在中國歷史學界和政治學界，就沒有形成成規模的後殖民主義學派，這也許和中國當初沒有變成殖民地有關，這一方面也許也說明了中國學者比較開放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