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本書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是也絕非無可挑剔，這本書存在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我認為，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一書中，至少有這么幾點我們是需要反思的，或者說是必須和杜贊奇商榷的，或者是杜贊奇忽視或輕視了的。
一、線性歷史觀形成的歷史合理性和重要性被忽視或輕視
杜贊奇認為線性歷史論深受黑格爾歷史哲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將民族視為歷史的主體，遮蔽了其他歷史真相，其實質是為西方侵略東方提供理論依據，即在西方世界起動員、製造口實作用，同時也是麻痹東方世界的精神工具。這是完全正確的。作為曾深受西方侵略過的國家的子民，回顧本國辛酸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因此就斷言線性歷史觀沒有合理性。回顧西方線性歷史觀的產生背景，我們發現以下幾點因素是必須考慮的：第一，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導致西方人越來越自信；第二，隨著資本主義崛起，西方有侵略東方欲望和要求；第三，西方存在邏各斯主義傳統，總是試圖追求現象背後的本質、理念，在歷史觀上表現為總是試圖追求歷史規律。
在批線性歷史的遮蔽作用之餘，杜贊奇提出“複線歷史”。他的複線歷史觀的核心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注意研究話語形成的具體過程；第二，注意在所攝取的話語系統之外去發現歷史：第三，主流的歷史話語可能遮蔽了其他歷史；第四，關注話語背後的權力因素。這種歷史觀注意到歷史是非透明的，本身便是建構的、有道德評判的，揭示了線性歷史遮蔽了許多真相，強調恢復歷史的多樣性，同時認為歷史分析應在話語分析和權力分析中進行。
杜贊奇的複線歷史觀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它對於發現被遮蔽的歷史真相，還原歷史的多樣性，有著重要意義。但是我們也發現，線性歷史觀的出現有其合理性，它反映了人類的巨大進步，反映了人類對自身能力和未來的信心的增加。首先，線性歷史觀的出現是人類知識增長事實在歷史觀上的反映。民族成為歷史的主體有其合理性，反映了人民經民族主義組織起來對於國家競爭而言有著特殊的重要性，適應了隨全球化而來的國家競爭的要求。完成民族國家建構是一國贏得國家競爭、增強國力、促進國家團結統一的必然要求，尤其對於那些獨立不久的國家。其次，民族國家成為歷史的主體，確實有可能遮蔽其他重要歷史，使歷史成為了被過濾和曲解了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杜贊奇提出的複線歷史觀有啟發意義。但是無論怎么樣，民族或者說民族國家作為歷史主體的位置在較長時間內無法被撼動。再次，杜贊奇批評歷史並非透明，即歷史在一定意義上是歷史哲學的產物，這一點他自己也不能擺脫。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不在於歷史在多大程度上受歷史哲學影響，而在於歷史哲學是否能夠促進全人類或者至少本民族的利益。畢竟歷史學家和普通人一樣，都是活在文化之中，無法擺脫文化的影響。而且，我們並不需要完全擺脫人類文化影響的歷史書和歷史觀，那樣的歷史書和歷史觀實際上沒有太大價值。
二、民族成為歷史主體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杜贊奇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敘事中的民族歷史敘事過於強大表示了擔憂，認為它極大了壓抑和遮蔽了其他歷史，而且一定程度地導致了歷史扭曲。他看到中國近現代歷史教科書中充斥著對於反帝的描述，仿佛中國近現代歷史除了這些，別無他物。他這個擔心顯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在這裡，我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族群（如果我們認為民族是近代的產物的話，古代的人類群體只好叫族群了）、現代的民族成為歷史主體有其必然性。族群或者說民族成為歷史敘事主體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的重要性。自我保存和發展是人類的最基本需要，這一需要導致了他們必然成為歷史的主體。社會環境的殘酷和惡劣，可供給資源的稀缺、動物與人類競爭的存在以及人類自身競爭的存在使得人類必須抱成團，只有這樣才能生存。換言之，人類不抱成團，不形成族群或民族，唯一後果就是死亡和滅亡。所以中外很多哲人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人是社會的動物。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荀子說人能“群”。試想一下：當今世界有誰不屬於一個具體的民族？存在脫離民族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