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富人的財產無法被子嗣所繼承而不得不捐獻給社會協助窮人接受教育，於是他們的後代又站在同一起跑線競爭，如此循環，卻沒有出現“君子國效應”，的確美好。但它因為處於精確，完全靜止的天地而顯得不現實。因此，我們應該在稅制上做工作：如50%的遺產稅，較高的起征點以及高的累進所得稅率。而政府則將財政預算的重心放在社會福利：社保，醫療和教育。雖然弗里德曼對美國公立學校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在我國，公立學校卻如荒漠甘露般珍貴，而且越多越好。教育產業化完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在睜眼說瞎話。
現在讓我們把思維轉到對經濟學的哲學思考。
接觸經濟學有一年的時間（大部分時間花在考卷上那千篇一律的答案），常常有這樣的疑惑：為什麼經濟學不具備普適性？為什麼要等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了才奠定經濟學的基礎，使其獨立為一門學科？要知道，商品遠在哲學，數學等之前就隨人類起源而出現！在這本書中我知道，這在經濟思想史上稱為“海爾布魯納難題”。而更有意思的是“海爾布魯納難題”的中國版——50XX年的燦爛文明史，有諸子百家的思想盛宴，有四大發明的科技智慧，卻始終不能為世界貢獻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時至今日，甚至被郎鹹平取笑大陸只有不超過五位經濟學家。這一點是否值得我們去深思呢？也許這個時候有人會慣性地搬出“制度”，“意識形態“等來做課題，可是，我們為什麼不能沉下來發現細節，從自己做起呢？
首先要提到近年來爭論不休的“經濟學家需不需要道德”？提兩個問題是這個論點形象化：一，為納粹服務的經濟學家該不該被詛咒？二，為特定的利益集團說話的經濟學家該不該接受審判？我的回答是：前者是無辜的，而且他們應該像隆美爾一樣被尊重。（這一觀點恐怕盧老師是不同意的）我認為，因為在他們的領域有一套職業規則，以純粹的經濟學觀完成價值判斷。即尊重自己的職業道德而不應滲入生活道德。而後者應該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譴責。如中國的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被“資本”和“權力”階層收買後顛倒是非，為這些利益集團服務，置普通百姓於水深火熱。如“油價與國際接軌”。如“把土地全賣給我，我讓你們發財”。豈知厚顏無恥？
也許學過經濟學的會說：人類行為的規律不是建立在宗教心跳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則的基礎上。沒錯，“理性經濟人”都是自私的。
由此，經濟學與道德不可調和的對立便呈現開來。我們將其簡化地提問，即經濟學家是乾什麼事情的？他們是工人，按時按量交論文開講座拿工資；他們是經濟命脈的主導者，一個觀點就會引發社會劇烈反應。像這樣一個神聖的職業完全是有必要受法律監管的，而且一旦出錯便追究責任。所以這些神聖的工作者們講話的時候要先摸摸良心，而且寧可少說一千，不可錯說一句。
其次，經濟學家都是很有智慧的。因為他們可以用經濟學眼光來分析生活的點點滴滴。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成本——收益的計算結果。以上說辭其實是一個有名的悖論，盧老師也給予了糾正，在他看來，“愛”和“民族大義”等事件是經濟學原理解釋不通的。如“田螺為仔死”。父母辛苦一輩子將孩子拉扯大而不求回報。盧老師確實很有儒學修養。但我們從長遠來看，孩子長大成人，獨當一面，或者我們可以假使他們為保家衛國等等光榮的事情做了貢獻，父母該有多大的滿足感。在外人看來會為他們不值，但在父母的內心，他們已經知足了，他們只希望孩子快高長大平平安安，他們一輩子的成本只在孩子長大那一刻帶來了效用。再比如抗敵或與歹徒搏鬥的英雄。生命的成本是沉重的。但他們“權衡”過成本——收益，並認為有“賺頭”。即使不幸死去，用生命換來祖國的統一或者社會的安穩，收益是大於成本的。之所以顛覆“人的一生都是成本——收益的計算過程”這一明顯的“悖論”，無非想表達，有些人很容易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