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四個字，說明孔子言論的著眼點與《禮記·學記》、《白虎通·辟雍》之類的史筆文字不同，概乎言之所表達的主要是孔子個人對古之大學的宗旨、功能及主要特徵的理解。但孔子抓住了古之大學“學為君”、以先王為政之道為訴求的本質，加上其虞、夏、商、周諸古聖先賢的為治之實有著的，①春秋以降禮崩樂壞的社會變動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的總結朱子所謂“三綱領”與解析朱子所謂“八條目”才能超越簡單的文獻學意義，提煉出了王道政治的模式，而且指出了在了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承繼其精神的方法和途徑，使得《大學》短短的文字成儒家乃至整個文化中地位獨特的經典。
當然，這對《大學》的理解和定位。下面即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分析，來對此驗證。②
先說“明明德”。德者得也。從學的角度說，得，是得自於圖騰。在圖騰崇拜中，先民都相信自然的某種動植物與某種特殊關係，生命個體源於它又復歸於它，在生命的過程中，個體即叫mana的神秘物質與之相聯。有人類學家，“天生德於予”中的德，“道在我躬”的道，與mana“沒有不同”。③這是頗有道理的。
但由得自圖騰的神秘物質得，轉進為社會價值屬性的品性德是經歷有人文的發展和提升的。“德”的與“天”溝通，與“明”搭配這一過程中值得關注的或事件。農業經濟的生產中人們靠天吃飯，自然之天很容易就被賦予化育萬物的慈父形象和仁者品格。當天被視為萬物根據的時候，人的“則天而行”的願望和期望很自然就被人應當順應內在於人的“得”或“德”邏輯理路來論證和說明。
二者同物異指，互相又互相區別。說，“得”主要表征人之與天的關係，是神秘的規定，則“德”主要表征人與人的關係，是良善的。人事實上並無先驗的善之稟賦。上只是自利自為的生物，其的善惡是很難把握預測的。王道政治時代之“競於道德”是因為當時的歷史情勢使然。後來時移世變，社會博弈的遊戲規則種種原逐漸向“爭於氣力”“逐於智謀”方向演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選擇或採用何種手段策略行動，主要取決於其所能帶來的自我及其所屬群體的福利增量之大小。在早期社會，博弈是以部落為展開。就部落之間的競爭而言，冷兵器時代的攻城掠地風險非常高，而“讓”反而容易使天下“共主”，從而眼光長遠的部落領袖們所的策略選擇。①《論語·堯曰》即謂：“寬則得眾，信則民任，敏則有功，公則悅。”當然，孔子沒有對這些命題有效的條件或條件性給出說明。
在部落內部，個體之間血緣相同，組織的規模也較小，付出與回報容易維持對稱均衡，“以道為術”能夠為部落帶來較高的行動，從而使得選前述策略的部落在競爭中優勢位置而勝出。《左傳》成公二年云：“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欲。”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的“命定論”有助於賦予君主神性，有助於管理從而其合法性的話，那么“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命正論”則必將因其在現實的社會運作過程中顯示出更高的而對前者的取代。②當然，取代並不意味德與天的聯結即便告中斷，而只能說是人文和理性的色彩更濃更重了。
這“德”、“明德”、“明明德”產生的語境。“德”就其得之於天而言，它是“應然”的性；就其施之於人而言，它是美善的根據。所謂“明德”將本之於天的應然之美善落實為。《詩·魯頌·泮水》：“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明明魯侯，克明其德”。這些詩句所指涉者偏於人君主與天的關係能夠順應天之意旨。《書·康誥》“明德慎罰”中的“明德”意義與此不同，但仍一脈相承。《左傳》稱：“明德慎罰，文王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這裡的“明德”一詞，顯然按韋昭的理解更合適。③韋昭注《國語·周語上》“先王耀德不觀兵”謂：“耀，明也。明德，尚道化也。”指的是以道化民的行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