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的心情是激動的。書中以法源寺這一實體的存在，自康有為講起，時序貫穿清末到民國初立，焦點集中在幾位改革運動里的靈魂人物，如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等，牽引出對時局變化的行動，尤在個人思想與兩難的關鍵問題上，大幅著墨，並解詩以明志，將糾結纏繞的問題，從不同觀點辯論，抽絲剝繭。李敖充分運用嫻熟的歷史知識為根基，而寫出這本以古現今的小說，令人大嘆過癮。
其中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譚嗣同與梁啓超關於佛學出世與入世的討論。母親是虔誠的藏傳佛教徒，過去我深受影響，有著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未經深究過的想法，難免顯得浮泛。上了大學，受到老師影響，興趣轉向了另一個方向，並且如同老師說的：學術若非有益於人民，也就失去本身的價值。一直以來，雖然知道佛教的出世，並非無所不為的消極，但因孤陋寡聞的緣故，處理不好入世與出世的問題。我總認為，達到超脫成佛的境界，太難。倒不如豐富知識，對於複雜的政治、經濟現象，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存著一顆與人為善的佛心，也就夠了。但是，這本書卻給了一個極有近利的解釋，原來，寺廟是一個終點，也是一個起點。這對於母親和我之間的歧異，有很大幫助，而且佛學的博大精深，更讓人有傾心鑽研的動力，而不僅是狹隘地儀式上、私人性質的為己謀福而已。
另一耐人深思之處，則是譚嗣同捨生就義的意義，在書中占了極大篇幅。過去，少有人真正對戊戌六君子的死，給予探究。但他們的成仁，在當代的求變風氣中，確有不可輕忽的影響。而我比較贊同，譚的死，說明了維新的不可行與革命的必須。然而，亦如書後，關於康有為是否為一褪色的改革派爭論，康真的是先知，他看出了革命的慘烈，預言了中國直到1960年代，依舊滴不盡的鮮血。然而先知畢竟只能在洞識上，超越前人，卻難以要局勢跨過悲劇。時代的要求，萬眾會相呼以應，卻鮮少有人看出再接下去的難題。況且，外在因素加在中國身上的急迫性，使得先知們注定孤獨，而中國也只能一路浴血而行，在掙扎中顛顛躓躓的站起來。
當然，這部小說也有以古諫今的意味，當我看到書末李敖所提的完書地點：中國台北。在書里，譚嗣同向大刀王五等粗人說的滿漢之分、種族之辨，就強烈地暗試著所謂省籍情結與統一、xx等議題。對我而言，中國兩個字是廣義的，具強烈的文化內涵，是自大陸輾轉來台的人們身上，永遠的精神母親，也可說是民族的意義，不專指政治上的政黨，更是血緣的源頭處。而省籍情結的問題，的確是看個人如何定義分野，在現實的局面下，如何在國族利益前，能最有效抵抗外來的壓迫。
另關於作為人類的廣義，和作為中國人的狹義，特別在全球化熱潮的現在，也曾是我不解的問題。但即便現在，談所謂世界公民的身份，仍過於不切實際，只要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依舊運轉不息，如譚嗣同所說，縱然人與人間基於道義，互相幫助，但國與國間是不存在著道義的，講道義根本是白痴。人只會提倡對於自身有利的東西。
無論未來，兩岸是朝統一邁進，或者維持現狀，獨立建國，相同的隱憂，都將是文末所寫，那些罪人與仁人的墓被盜挖了，為了財富。每當書中出現現代化三個字，不免令人心頭一驚。這是不可擋的趨勢，自鴉片戰爭以後，自航行各大洋的外國船隻，在不同的陸地上開始燒殺掠奪伊始，人類就脫不了這競爭的熱潮，於是拉遠到歷史行進的目標上看，看在這範圍內活動的一切，無怪乎沒有一位思想家不皺著眉，不睜著憂鬱的眼神。這個議題，早在數百年前許多作品中，不斷被昭示著，我還沒有能力評斷什麼，但李敖的這部小說，倒讓我明白許多人在努力中，必會發生的痛苦和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