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謙和的一面;刀則是日本武士的隨身兵器，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暴躁、嗜血、好戰的一面。作者用菊與刀做題，巧妙地揭示了日本這個民族的雙重性和矛盾性。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日本的文化最初源自盛唐，為什麼中國儒家文化的經典到了日本之後卻變得如此矛盾重重，甚至畸形?也許，只有對日本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之後，才能理解日本人的一些決策和行為。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與日本侵華
日本是個等級制度非常森嚴的國家，與其他國家人民推翻等級制的願望相比，日本人對他們的等級制是喜愛並且維護的。日本人認為，他們的尊嚴來自等級制，只有在嚴格分明的等級中，他們才能找到各自的安全感。不同階層的人們享受著不同的權利和自由，也承擔者不同的義務和使命，每個人都能在其所屬的階層中生活得體面而自在。因此，日本人極為推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不幸的是，他們在強行對外輸出這種思想的過程中遭到了頑強的抵抗，從而陷入道德困境。
日本因為地少人稀，歷來便有很強烈的危機感。因此，在看到歐美國家的日益強大後，他們便制定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計畫。在日本人看來，他們對外輸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整個東亞地區，以免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而要實現東亞地區的強大與繁榮，首要的便是建立國際等級新秩序。只不過，日本人一廂情願地將自己置於這個新秩序中的“長子”地位。在日本家庭中，長子擁有和父親一樣的權威和地位，其他兄弟姐妹對長子不僅要尊重，更要服從，長子對“不聽話”的兄弟姐妹可以隨意訓斥、責罰。因此，日本又將對中國的侵略視為對“不聽話”的弟弟的一種懲罰，從而完全沒有絲毫的罪惡感。相反，他們甚至對中國人民的奮起反抗感到憤怒和不解：我這么做是為了大家共同的繁榮，也給你安排了“合適”的等級，雖然給的等級低了點，但也能從中找到尊嚴和安全感，你為什麼不但不感謝我，還這么不滿意呢?這便是文化差異造成的溝通障礙。
日本在引進中國的忠和孝時，丟棄了最為重要的“仁”。所以，日本人的忠和孝就沒有了任何約束，演化為一種絕對。在日本，對天皇盡忠是一種最高的道德，不論天皇的旨意是否正義。當這一點被別有用心的軍國主義者加以利用時，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便無可避免。再者，日本人喜歡共同的遊戲規則，當某種行為被眾所認同時，他們便十分欣喜地加入，當這種行為因天皇的旨意而成為一種使命時，他們便陷入了徹底的狂熱。如此，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原因以及侵略行為的慘無人道就不難理解了。
罪感文化，恥感文化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大學時代，在領略了西方法治文明的魅力之後，我一直非常不解，為什麼中國在確立依法治國方針的同時，還要再加入一個以德治國，這不是畫蛇添足么?讀了《菊與刀》之後我才明白，在獨特的東方文化背景下，犯罪現象的消除如果僅僅依靠法治，還真是孤掌難鳴。
日本人十分注重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他們總是推測別人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對於沒有被發現或者根本不可能被發現的惡行，日本人很難因內心深處的罪惡感而放棄不做。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對他們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報，因此遵守法律就等於效忠天皇。此外，日本人“自重”的民族性本身便對規則和秩序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基於這兩方面的考慮，日本人很難觸犯法律。而中國則不同。傳統的儒家文化重視禮儀，強調禮法治國，且禮是治國之本。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和日本一樣，都是推行恥感文化的國家。所謂恥感文化，是與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對應的，即一個人作出某種行動並非是因為行為本身的“善”，而是因為該行動會贏得社會的贊同。反之亦然，一個人拒絕作出某種行動也並非因為行為本身的“惡”，而是因為該行動會遭到社會輿論的非難。罪感文化則是指一個人作不作出某種行動的標準在於該行動本身是“善”還是“惡”。在東方恥感文化的背景下，建立統一的道德體系標準，用正確的社會評價導向形成的道德強制力，促使人們自覺抵制犯罪，有助於從思想上根除犯罪。如果單純依靠法治，因為法律規定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在法律沒有覆蓋的領域，仍然會發生惡行。
中國的依法治國之所以要輔之以以德治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對於法律，既沒有西方人那種虔誠的信仰，也沒有和日本人一樣將遵守法律與效忠天皇等同起來的文化淵源，加上“仁”的思想使得中國人歷來對實體正義的重視遠大於程式正義，所以單純的法治在中國因欠缺肥沃的文化土壤，其推行的效力自然會大打折扣。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輔之以以德治國，讓法治的理念在道德的推行中潛移默化，其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為什麼大地震後日本人能表現得如此淡然與秩序
“3·11”日本大地震後，在整個撤離和疏散的過程中，沒有一絲驚恐和混亂。日本人的這種表現引起了無數中國網民的驚嘆與不解，為什麼日本人可以在如此慘重的災難面前表現出如此的淡然與秩序?很多人把這歸因於日本國民教育好、素質高。但是，換個角度想，如果一個人在一夕之間變得妻離子散、一無所有，以致情緒失控而悲聲痛哭，甚至歇斯底里，這種表現似乎更加正常，因為人都有七情六慾，並非神。如此，日本人是不是表現得過於內斂和克制了呢?
其實，日本人的這種表現來自於他們自小便接受的“對名分的情義”。“對名分的情義”，通俗點說就是對自身名譽所擔負的義務，包括穩靜的、克制的行為。一個自重的日本人必須堅忍和自我克制，這是他對“名分的情義”的一部分。婦女分娩時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對於痛哭和危險必須處之泰然。當洪水衝到日本村莊時，每個持重的日本人必須帶好必需品，找好高地，不能亂喊亂跑，張皇失措。秋分前後颱風暴雨襲來時，也能看到同樣的自我克制。在我們看來，這明顯就是對正當情緒的一種極度壓抑，然而，日本人卻覺得這是維護他們自尊心的必要行為，而且也心甘情願地自我隱忍和克制。無論如何，對秩序的遵守不能說是一件壞事，起碼有助於災後的管理和救助工作的順利開展，從這個層面來說，中國人可以適當地學習日本人的隱忍和克制。
再者，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外部評價的民族。大地震發生後，所有日本人都知道他們正處於全世界人民的關注之下，行為舉止稍有不妥便會遭到別國人民的恥笑，從而使天皇受辱、日本蒙羞。所以他們用淡然與秩序來維持體面，力圖將大和民族最優雅的一面展現在世人面前。如果戰敗後的日本，人們對於蕭條的市場及破敗的家園，並沒有表現出修復的迫切，反而以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去忙著迎接戰勝國的軍隊。
知道了日本的這種民族性之後就不能理解日本人為什麼在大地震後會如此表現了。日本人對於現實的接受能力遠遠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大地震發生了，哭和鬧於事無補，反而有失“對名分的情義”，於是他們轉而將全部精力用於震後的修復;二戰失敗了，證明用武力和殘暴贏得世界尊重的道路行不通，所以他們立即轉過身來全力以赴發展經濟。正因為日本人在看準目標時全力以赴，面對失敗時又能徹底放下，所以他們才能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由一個戰敗國迅速發展成經濟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