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專業人才為國效力需要怎樣的環境
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並留居當地的新華人華僑，70%%以上具有博士學位，他們始終在以多種形式服務祖國——海外專業人才為國效力需要怎樣的環境？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出國留學人員沒有選擇回來，即使回來了，懷揣著的也是另一個國家的護照。按照人事部的統計，他們的人數在19萬左右，占1978年到2004年81.5萬內地出國留學人員1/4。而據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估算，包括港、澳、台在內的本科以上學歷的海外華僑華人應當有60萬人。
8月5日，國務院僑辦組織召開首屆海外華僑華人專業協（學）會會長聯席會，來自美、英、法等12個國家的60名會長在祖國的首都相識了。這些協會中規模最大的擁有會員超過兩萬名，其中絕大多數是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並留居當地的新華人華僑，70%%以上具有博士學位，始終在以多種形式服務祖國。
由於飛機故障，旅英中國工程師協會副會長陰組華在倫敦機場“蹲”了24小時。儘管只趕上了一半的會議議程，他依然很慶幸，因為和其他會長一樣，他的筆記本上詳細記錄著會員們委託他提的問題和建議。他要把該說的話說了，把在北京感受到的氣氛帶回去。
戴教授半年沒招到一個學生
“我很想為祖國做點實事，可怎么也沒想到遇上這樣的問題，實在想不通。”20年前，戴黎明去了加拿大，現在一所大學當教授，此次參會的身份是加拿大中國教授協會副主席。
戴黎明告訴記者，一直想為國服務的他決定先從“小事”做起———招收中國學生去加拿大做碩士生和博士生，學費全部由他資助。今年年初，他滿腔熱情地揮動著“橄欖枝”，給國內幾十位教授發了郵件，卻只收到幾封回信，內容大同小異：“很抱歉，沒有合適的學生可以向您推薦。”
戴黎明不認識那些教授，但知道都是國內相關研究的佼佼者；而戴黎明能當上教授協會副主席，想來他本人以及所在的大學在當地應該也是有些名望的。“也許，教授們不願意自己的學生出國，根本就沒跟學生們說。不過，我說了，共同培養也可以。”戴黎明試圖搞清楚受挫的原因。
會議結束，記者與戴黎明說再見，臨別叮囑居然是：“要有合適的學生，一定給我發個郵件。”這已經是他在兩天的會期中，第三次對記者說同樣的話了。借回國開會之機，他打算再與有關的大學聯繫一下，看有沒有合作辦學的可能。
洪中博士自嘲“三無”人員
洪中博士來自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總會，弱勢的“三無”人員是他對自己的定位。該定位源於他參加過的那次很著名的、專門針對留學人員的交易會。一進門，躊躇滿志的他被要求填寫一個表格，調查其擁有的專利、項目和資金情況。可學經濟管理的洪中這三樣里一樣也沒有。為了不交“白卷”，洪中把曾做過的法蘭克福機場的一個諮詢項目寫上了。結果令洪中哭笑不得，他受到了很多與會者的追捧，都是想跟他合作建法蘭克福機場的。
洪中說，你要想知道一家德國公司規模，只要問問公司里有沒有中國人就可以了。德國所有知名企業中，都有從事高級管理工作的華人。他們的經驗，不僅對中國企業是寶貴的，在國家和地方重大規劃的制定中，也能派上用場。規劃不僅應體現國內專家的智慧，也可以讓遍布世界各國的華人幫著做好調研工作，確保規劃的科學性。他認為，“百人計畫”、“長江學者”、留學生創業園等政策，基本都是針對技術人才的。國家吸引管理人才回國的思想，應當在政策上有所體現。
不少人也在附和洪中的建議。澳華科技協會會長金聲說，澳大利亞一個華人律師發現，在反傾銷案件中，很多時候是因為中國企業競相壓價的行為，給別人造成了傾銷的錯覺。於是，律師自告奮勇跑回國，在辦了多場報告會後，終被相關部門的“伯樂”發現。
“但這種作法的效率太低了。”全英中國經濟協會會長劉阿英建議，國家應當建立一個海外人才資料庫，讓部門和企業能夠有渠道找到需要的專業人才。劉阿英強調，人才庫一定要把銀行、保險、企業收購等方面專家網羅進去，“否則，看著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吃虧，我們只能幹著急。”
頭一回聽說留學生創業園這回事 &nb sp;
會上，人事部副部長王曉初介紹了國家引進高層次人才的有關措施。其中提到中國現有留學生創業園100多個，6000多家企業享受了創業園的優惠政策。這對加中生物醫藥協會會長雷繼雨來說，可是條重大新聞。頭一回聽說留學生創業園的雷繼雨，已經在北京和瀋陽各辦了一家企業，當然都不在“園子”里。
雷繼雨的“孤陋寡聞”也許太典型了。但要求下發王曉初講話稿的代表人數之多，願望之急切，讓記者由此相信，“會上獲得了很多有用信息”這句話不是代表們的恭維。他們說，要儘快把自己剛知道的信息傳達給每一位會員。
對此，國僑辦經濟科技司的夏付東處長當即表示，會儘快把國家的相關政策整理彙編，發到每個人的信箱里，今後國家有何新政策，也會及時通知他們。同時，建立國僑辦網站與相關部委網站的友情連結。
“大家都是‘家裡人’，今後有什麼事兒，不管公事、私事，儘管找我們，我們一定會盡力。”夏付東這句“家裡人”讓記者一下明白了，為什麼在網上輕易可以檢索到的東西，可雷繼雨依然表情茫然為“怎么沒人告訴我”而感慨。
8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接見代表們時把他們叫做“家裡人”，之後的兩天裡，“家裡人”成了會上最“IN”的三個字，被代表們無數次地引用過。或許，在他們眼裡，從網路上搜尋到的，只是些與己無關、毫無生命力的文字；而同樣的內容，一旦以“一封家書”的形式直接送達到他們手裡，就成了“家裡人”的思念和召喚，就立刻生動起來，並有了暖意。
信息的內容和獲得的方式，以及這內容和方式所傳達的情感，這可能就是他們最想要的。
當然，他們也渴望“家裡人”在處理一些具體問題時能再盡善盡美一點兒。比如，人事幹部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創新精神，不要因為他們是單位從未有過的持外國護照的中國人，就大呼“麻煩”；個別地方、個別部門的政務是不是可以更公開透明一點，不要等他們回國把企業辦起來了，突然說以前答應的事實在不好辦，不能辦，可不給張三辦的事，卻又給李四辦了，結果讓生於斯長於斯的他們越來越“水土不服”了；政策是不是可以再寬鬆一點，有些領域，研究人員在哪裡並不重要，不要把“在國內工作時間不得少於9個月”或者“3個月”作為硬槓槓；再就是，能不能給確有需要的人才，發放楊振寧教授那樣的永久居住證，不要讓他們再為繁雜的手續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