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曆新年的時候，因為不確定是不是需要大學文憑才行，我試著寫了一封應聘信給俞老師，提到我只有高中文憑，結果得到的答覆是歡迎來面試，除了感激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是說即便沒有文憑不行我還是會來新東方做教師的，但是可能不得不偽造證件，作為一個比大多數人都更有原則、以知識分子自詡的人，如果可能，我還是希望不搞這些虛假的東西，俞校長的開明使得我不必去做大違我的本性和原則的事情，得以保持了人格的完整，這是我時常感念的。
過了春節處理了一些雜事，很快就到了6月份，我買了“紅寶書"就上山了。鷲峰山上的學習氣氛和惡劣條件我都非常喜歡，應該是因為生活有了明確目標的關係吧。但是我很快發現，講課教師的水平和他們的報酬以及新東方的聲譽比起來還是很不理想的。我看到身邊大多數的同學對所有的老師評價都很好，聽到那些愚蠢的笑話、對ets膚淺的分析導致的輕浮謾罵和充滿種族歧視、宗教歧視的言論的時候，大多數人都笑得很開心。這最終再次有力地證實了我一直懷有的一個看法：任何一個相對優秀的群體裡面都是笨蛋居多。無論台下是300名來聽傳銷的社會閒散人員還是300名來聽gre的大學畢業生，對於一個講課的人來說並沒有多少區別，這也是他們在台上信口開河、吹牛放炮的信心來源。當然這裡大多數同學專業都很出色都很勤奮刻苦，積極上進，性格上也遠比我更具備成功的素質，我只是說他們缺少情趣，他們聰明(至少他們都敢考gre的數學，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沒有靈氣，人品也未必差，只是缺乏獨立思考能力。
我只喜歡陳聖元一個人的課，所以後來也就只去上他一個人的課，其他的時候一個人在宿舍背單詞。陳聖元除了胡扯閒聊比較有水準之外，治學態度曾經也讓我覺得很好，說起charter這個單詞的時候，他說為了找到那個填空句子裡面表達的意思查遍了所有的詞典都找不到滿意的解釋，最後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了一本巨大沉重的韋氏詞典(顯然是指merriam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才終於在該詞典所列的關於charter的25條釋義中的最後一條里找到了答案。說起市面上粗製濫造的填空參考書的時候他很不以為然，"我以三年的教學經驗也精心編寫了一本，那些作者對題目絕對沒有我鑽研得深，他們就會胡編亂造然後急忙出版抓緊騙錢，我這本可以說是這方面的集大成者，現在正在印刷當中，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見面"。由於在山上的時候單詞還沒怎么背，題目都沒做過，所以他這些態度和表現曾經讓我很景仰。
新東方老師都是拿了正確答案再進行分析講解，可是他的工作顯然也是一樣，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他總是能用錯誤的分析推理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另外我發現所有的三流詞典，包括英漢詞典，都在charter的第一個釋義上就解釋了他聲稱在韋氏第三版未刪節新國際詞典的25條釋義的最後一條中找到的答案，"由君主或立法機關發給城市或大學，規定其特權及宗旨的特許狀"，所以我也買了本十多斤重的韋氏第三版回來，發現只有13條釋義，而且在第2條里就解釋了這個問題。現在他的那本填空教程就在我手邊，僅在no.4的52道題中，我就找到了18處錯誤，如果說翻譯的錯誤對學生不重要，那么解題分析的錯誤也有10處之多。這也最終使得我改了主意，決定做填空老師，本來我想做辭彙老師，那樣可以海闊天空地胡扯。
我以這樣的條件敢來新東方應聘，除了臉皮厚這個最顯而易見的表面原因之外，主要還是教填空課的自信。第二次考試之後我一直做填空的備課，最消耗時間的是把no.4到1994年的全部填空題翻譯成中文，400多個句子的翻譯居然用了我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基本上是一個小時翻譯三個句子，當然快的時候兩分鐘一個，慢的時候幾個小時翻不好一句。翻譯這些句子是我本來的備課計畫之外的工作，最終使我不得不做這個工作的原因是錢坤強和陳聖元那兩本"慘不忍睹 "的教材。錢坤強的那本就不必說了，此人中文都有問題，儘管我堅信他的英文要遠比我的水平高(也許應該說熟練)，但是理論上一個人如果母語都掌握不好(這意味著他對語言本身不敏感)，那么他肯定掌握不好任何其他語言，即便他能熟練運用，也不適合做語言方面的工作，比如文字翻譯。他那本超級填空教程在新東方地下室賣了兩年都沒正式出版，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本書的水準。至於我非常喜歡的陳聖元，他在那本書的前言中說道："翻譯時儘量體現原文的結構，以便考生能對照原文體會原文句子結構的特徵，從而體會結構與答案選項設計之間的關係……這樣做會使得句子略顯得歐化而不自然……不會去套用貌似華麗實則似是而非的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