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筆者的當然不會是香港和澳門的旅行生活，而是我結識的那幫新朋友。一年多以前我因公去過一趟港澳地區，初次踏上那片土地的確有很多希奇和感慨。但那些東西早煙消雲散了。
我們一行30多人是個成分非常複雜的團體，因為除了包括3個徵文獲一等獎的作者和2個攝影一等獎獲得者外，其他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幸運聽眾，在收聽節目時發簡訊、打電話成為幸運者，所以成分格外複雜。有政法幹部，像某縣城的檢察院檢察長；有教授，像某師範學院的老師；有工人，煤礦的井下工人和林場的護林員；有農民，有來自杞縣、許昌、三門峽等地的農民，也有來自河南第一村——南街村的村民；有老闆，有身價不菲的大老闆，也有街頭小店的店主；還有退休職工。反正五花八門，啥人都有。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成分複雜的旅行團隊，經過一周的短暫行程，彼此卻結下了非常深刻的友情。一條條手機簡訊和電子郵件，常常傳來他們的問候。
蒜農老龐的富裕生活
老龐是這個團中我認識最早的。因為這個團中只有我來自遙遠的新疆，所以到鄭州報到的時間就比較早。我在賓館休息時，進來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人，一問原來也是參加旅行團港澳游的。因為要在鄭州集合，第二天凌晨4點便要趕往機場，我們兩個被安排到一間房子。
大家自我介紹之後，便很自然地進行了交流。我知道他姓龐，來自開封杞縣，是個農民。從他的介紹中得知，杞縣近幾年通過結構調整，農民逐漸富起來了。以老龐家為例，全家10多畝地都種大蒜，據說全部出口，效益十分可觀，每畝地的淨利潤在兩三千元。
當時我非常感慨，如果中國農民都能種上這樣高效的作物，誰還跑到城裡打工受歧視呢？當然，農業結構調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與當地的自然條件、區位情況有密切的聯繫。據老龐講，杞縣種大蒜是經過多年的摸索才確定下來的，當年杞縣縣委書記焦躍進（焦裕祿同志的兒子）背著大蒜四處推銷，終於建立了銷售渠道，打出了杞縣大蒜的牌子。並不是每個縣委書記都有這樣的魄力的。
老龐說，這個活動如果再晚一些時間，他就不能參加了，因為馬上又要種大蒜了。他還告訴我，這些年種大蒜掙了些錢，如今三層小樓修起來了，家用電器一應俱全，生活不比城裡差到哪裡去。一個女兒已經在外工作，兒子正在學習焊工技術。
在香港的幾天，儘管我和老龐沒有住一間房，但活動基本上都是在一起的。有天晚上夜遊香江，老龐拉住我在維多利亞海灣合影，並當場列印出了照片。
活動結束時，老龐拉住我的手，邀請我到他家看看，並說要給我帶上幾十斤大蒜。我拒絕了老龐熱情的邀請，說還要回自己的老家看看。
老龐背著行李依依不捨的遠去。
農民老張的平凡生活
老張其實並不老，今年39歲，比老龐還小一歲。叫他老張，不是他長相老，而是覺得親切。
認識老張是到達香港的第一天晚上。
那天早晨4點多我們就起床集合，負責出行的旅行社在賓館大廳給每人發了一份早餐。隨後就登上大巴前往新鄭國際機場。到了機場才5點多鐘。儘管大家都還睡意朦朧，但要到港澳的亢奮使大家一個個看起來仍然神采奕奕。
導遊一遍遍交待出關時的注意事項，要大家一定把通行證看好，錢可以丟，這個東西打死也不能丟。
等到7點多，機場邊檢才開始上班。大家按照導遊的安排排好隊，一個個通過邊檢的檢查。輪到我時，中尉邊檢員沒有順利放行。他說我的通行證是新疆簽發的，為什麼要從鄭州出境？我解釋了半天，他又是看照片又是查電腦，最後才極不情願地蓋上了放行章。看著我終於被放行，導遊也鬆了一口氣。
※本文作者：王善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