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決定成敗，學好、用好、研究好法律，處處離不開細節。問題在於，細節乃細微之小節，學法時怎么注意到它、用法時怎么看到它、研究法律時怎么感悟到它，如何傾注於法律的細節真是一個大問題。
一個翻新版的現代寓言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發。課堂上，老師想考察一下一個法科學生的智商有沒有問題，就問:“樹上有10隻鳥，開槍打死一隻，還剩幾隻?”這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大人考察已經學過算術的國小生是否聰明常問這個問題。如果誰按照10-1=9的算術作出“9個”的回答，算術是對了，答案卻不對，因為剩下的9隻都跑掉了，回答“9”的小孩被認為不聰明，回答“0”的小孩才是聰明的。該寓言的新版本更關注回答者的細節，學生並不急於被動回答，而是連續主動發問:“是無聲手槍還是一般的手槍?”“槍聲有多大?”“在這個城市裡打鳥犯不犯法?”“您確定那隻鳥真的被打死啦?”“樹上的鳥有沒有聾子?”“有沒有關在籠子裡的?”“有沒有殘疾的或餓得飛不動的鳥?”“算不算懷孕肚子裡的小鳥?”“打鳥的人眼有沒有花?保證是10隻?”“有沒有傻得不怕死的鳥?”在老師作了不耐煩的回答後，學生最後滿懷信心地說:“如果您的回答沒有騙人，打死的鳥要是掛在樹上沒掉下來，那么就剩一隻;如果掉下來，就一隻不剩。”在這個寓言裡，學生通過細節的追問，進一步深化思維，展現給老師超乎其想像的智商，讓老師也暈了。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說，這裡面還有很多影響答案的細節。例如，槍聲只影響聽力不影響視力，所以如果十隻鳥在相視玩耍，那么關於是不是無聲手槍和槍聲分貝大小的追問就沒有意義了;捆在樹上的鳥、病得要死和老得要死的鳥也不可能飛走。細節太多，長篇累牘也不可能列舉完，寓言只列舉出其中的一些細節拋磚引玉，將更多的思考留給讀者。
細節就是將問題的相關聯繫之微小處都考慮到，是思維縝密的反映。法律是由細節組成的，法律的細節決定適用法律的成敗。如果將法律比作環環相扣的鏈條，每個細節都是這鏈條上的一鏈，如果前後鏈緊密勾連，則會大大超過自身的價值，產生“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對於法律事實的認定而言，要注重細節與法律事實的吻合，如果二者嚴重對立，就說明法律事實的認定有誤。如林肯曾為被指控犯有謀殺罪的阿姆斯特朗辯護，法庭上，證人一口咬定阿姆斯特朗在10月18日那天深夜11點槍殺了死者，並說自己站在一個草堆後面，親眼看到被告在草堆西邊20米至30米處的大樹旁作案，因月光正照在被告臉上，所以他看清了作案人的面孔。林肯在和證人辯論後很自信地宣布:“證人是個騙子!10月18日那天是上弦月，深夜11點鐘時，月亮已經下山了，怎么可能有月光照在阿姆斯特朗的臉上?退一步說，即使月亮還沒有下山，還在西天上，那么月光也只能從西往東照，證人躲在阿姆斯特朗東邊的草垛旁，如果阿姆斯特朗面向證人，月光也只能照在阿姆斯特朗的後腦勺上，怎么可能照到他的臉?如果阿姆斯特朗背向證人，面向西方，月光照在了阿姆斯特朗的臉上，證人在阿姆斯特朗的東邊也只能看到他的後腦勺，又怎么可能看到他的臉?”在林肯絲絲入扣、鞭辟入裡的辯論面前，證人承認自己作偽證。在這個案子中，林肯將10月18日上弦月、月亮方位、月光方向、證人處於阿姆斯特朗東邊的位置等種種細節聯繫在一起，戳穿證人的謊言，揭露案件事實的真相，還被告以清白。如果本案的律師不是林肯而是分析能力平庸的其他律師，就不能夠分析出證詞各個細節的牴牾之處，就不能夠令人信服地說明證詞是偽證，極有可能發生冤案。在趙作海案中，有一個足以推翻事實認定的細節:壓在死者身上的三個石磙，每個都重達四五百斤，趙作海作為一個普通人，怎么能夠搬得動呢?如果司法人員注意到並認真合理地解釋這個細節，冤案就可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