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業化與腐敗
正如義大利著名經濟史學家齊波拉所言：“工業革命在漫不經心的觀察者看來僅僅是經濟和技術問題，實際上它是非常複雜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大變動問題。”作為物質生產的變革過程，現代化和工業化必然伴隨著深刻的政治發展和社會轉型;現代化和工業化將所有社會成員捲入社會、身份和財富的劇烈變革之中，衍生政治參與權力尋租，貪贓枉法和貪污腐敗現象日趨嚴重。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指出：腐化程度可能與一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首先，現代化包括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現代化中社會的腐化與其說是行為背離了公認的準則，不如說是準則背離了既定的行為模式。新的是非標準至少會把某些傳統行為裁定為腐化行為。”其次，現代化開創了新的財源和權力渠道，新型既得利益集團也隨之出現，而當政治體系不能及時地適應需要、提供公認的合法的渠道把新興集團納入政治體系時，腐敗也可以成為達到此目的的非正常手段。第三，現代化通過擴大政治系統輸出功能促進了腐化的產生，特別是在後發國家中，現代化意味著政府權威的擴張和受政府管理活動的增多。
二、已開發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大多經歷過腐敗高發期
即便是當代腐敗問題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的西方已開發國家，在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往往也經歷過腐敗高發的階段。
19世紀中期以後，隨著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西部拓荒運動的推進、產業革命的萌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土地投機、政黨分肥、黨魁操縱選舉和控制政府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並持續了很長時間。有人甚至將1876年總統大選之後的半個世紀稱為“美國賄賂的黃金時代”，“幾乎所有的人都難保清廉，幾乎一切神聖的原則都被踐踏。”後世的歷史學家們更是沿用了馬克·吐溫於1873年發表的《鍍金時代》這一書名來解說這段歷史。在當時，美國處於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但道貌岸然的議員、政客們，卻也藉此機會假公濟私、投機取巧、行賄受賄，所謂的“黃金時代”，不過是內里空虛、矛盾重重的“鍍金時代”。
其實，早在19世紀初美國工業化的起步階段，一些國會議員和資本家便開始相互勾結，大肆進行土地投機買賣，同時利用政府契約進行骯髒交易，肆意侵吞聯邦津貼。19世紀60年代美國內戰爆發，聯邦軍需開支劇增，軍火商、經紀人與腐敗官員相勾結，至少從國庫掠走了35億美元。內戰結束後，1869至1877年格蘭特總統執政的八年被公認為美國歷史上最為腐敗的時期，甚至總統本人也深陷與各大資本家的腐敗關係中。隨著1873年經濟危機的爆發，政府高層的腐敗醜聞相繼被揭開，最著名的是1869年傑伊·古爾德和詹姆斯·菲斯克哄抬黃金價格案、1874年財政部長威廉·理查森辭職案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股票醜聞。不但圍繞白宮的政治醜聞接連不斷，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醜聞也是此起彼伏。在當時，花錢“購買”各級政府公職司空見慣，如紐約的“行情”是：一個法官職位需要1.5萬美元;國會議席需4000美元;市參議員席位需1500美元;入選州參議院需要600-1500美元不等。
英國在啟動工業革命之後，尤其是在1760年至1820年喬治三世統治時期，腐敗猖獗、普通民眾怨聲載道。在當時，英國的腐敗以等級治權爭端，也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從國王和貴族手中爭奪等級制特權為焦點。正如邱吉爾所指出的：“政治腐敗的現象迅速泛濫，這種腐敗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憑著國王的保護來實現控制政府的輝格黨制度造成的，也是由於新興的商人階級和業主階級收買國會席位所致。金錢勢力打入政治領域的現象不僅擴大了舞弊的範圍，也威脅著地主階級的政治壟斷。”早在18世紀工業革命初期，對執行者使用賄賂來保證立法者支持某個具體觀點的譴責聲就已出現，但這種賄選行為依然盛行不衰，成為英國政治的痼疾，“這一時期的重大政治問題是在政治中運用‘權勢’的問題，即賄賂選舉人和收買平民院成員以獲得對內閣讚許。”泛濫的腐敗甚至蔓延到軍隊系統中，在18世紀末，英國軍隊普遍允許買賣下級軍職，在當時，一個騎兵中校的職位售價5000多英鎊，其他軍職售價則高低不等。18世紀90年代，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新興資產階級與舊有的權貴階級相勾結，財產決定政治身價成為了當時最重要的政治準則。另一方面，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輿論譴責行政機構的運轉根基已經腐敗，社會嚴重對立的緊張情緒不斷醞釀，直接演變成世紀末的大規模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