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進行了所謂的“民主改革”，並在隨後幾十年於政府主導下實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日本政治家腐敗醜聞迭出，1948年的昭和電工公司行賄案、1954年的造船業集體行賄案、1976年的洛克希德公司跨國行賄案和1988年的利庫路特案這四大腐敗案件特別出名，其中洛克希德公司行賄案的影響尤為深遠，甚至開創了戰後日本首相因涉嫌受賄而被起訴的先例。1976年，東京地方檢察廳以“受託行賄罪”起訴時任首相的田中角榮，指控他在擔任首相期間，收受洛克希德公司5億日元賄賂，並利用職務之便促使全日空公司購買了22架洛克希德公司生產的民航飛機。田中角榮在擔任首相期間，推崇利益誘導型的金權政治以挑戰日本傳統的依靠門第出身的政治規則，花錢和送錢成為了日本政壇流行的通病，派閥領袖的勢力大小直接取決於他聚攏政治資金的能力。由於日本工業化進程中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了對微觀經濟領域的不當干預，甚至某些制度存在“鼓勵”行賄的問題，行賄成為了企業規避管制壁壘，獲得政府補貼、政府契約乃至競爭優勢的最佳路徑。官商勾結的格局一旦形成，其對於日本政黨執政能力的傷害是長期性的，甚至對日本其後出現“失去的十年”具有重要影響。
三、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後發國家反腐任務十分艱巨
在當代一些後進開發中國家，隨著現代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現金流、物資流規模龐大，交易機會多且缺乏監管都在客觀上為腐敗行為提供了機會，權錢交易、“金權政治”等腐敗問題層出不窮。
菲律賓在1965年至1986年費迪南德·馬科斯統治時期，雖然在經濟建設中取得顯著成效，但猖獗的腐敗也同時存在。“貪污腐敗已經滲透到馬科斯統治下的幾乎所有官僚機構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這表明這個國家的掠奪已經開始系統化。”相關數據表明，馬科斯家族聚斂的財富達數十億美元。時至今日，菲律賓現代化進程中權錢交易的問題仍然沒能得到解決，從菲律賓企業發展現狀來看，財富值排名靠前的企業和各大銀行都是政治權貴家族的資產，這些企業基本壟斷了所涉及的全部行業，並通過緊密的官商結合支持特定的候選人或直接讓家族成員參與政治選舉，最終在利益分配中攫取巨額財富。例如，埃斯特拉達在獲取最高權力的過程中接受了洛佩斯家族盡心竭力的幫助，而他在當選後也投桃報李地將公路、媒體、水電等重要產業的特許專營權完全交付洛佩斯家族。受到各既得利益集團的制約，菲律賓歷屆政府往往只能將反腐停留在口頭層面。阿基諾夫人以反對馬科斯的獨裁和家族腐敗為名上台執政，但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接受了以軍方、天主教會和菲律賓金融界為代表的反馬科斯陣線的大力支持，因此，她在上台後不得不奉行“中間路線”：竭力維持利益平衡，採取妥協的方式將國家經濟利益交由強大的利益集團瓜分。由於菲律賓政壇腐敗根深蒂固，權錢交易、裙帶關係層出不窮，甚至司法機關和檢察機關也與政治權貴家族關係複雜，在阿羅約任期內菲律賓最高法院的15名大法官中，竟有14名是阿羅約的親信。
印度尼西亞也曾以腐敗現象嚴重而聞名於世。1965年，蘇哈托政變上台，將軍人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成長的基礎上，在他當政的1969年至1994年，印尼現代化建設卓有成效，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6%左右，通貨膨脹率控制在10%以內，人均國民收入由70美元增加到650美元。但與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效截然相反的是，“政府的官僚機構中從最低層沿途而上到第一家族，腐敗無處不在。”政治家族、軍人集團、家族壟斷企業和政府機構四種勢力相互交織，甚至採用各種手段獨占印尼上千家盈利最多企業的全部收益，且他們的行為被相關壟斷法規以及他們和總統之間的親密關係所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