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後氏五十而貢”看來，夏代的部落農民可能在耕種自己的五十畝“份地”外，還要耕種五畝“共有地”，即如趙岐《孟子注》所說“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這種年納五畝之獲以為貢的實際內容，如同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體時的貢賦關係”。這種“貢法”，還可以從古代文獻中看出它的原始意義。《說文》云：“貢，獻功也。從貝工聲。”《初學記》卷二十又云：“《廣雅》云：‘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按《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這裡所說的都指民間勞作獻納於上的意思，正如《周禮·夏官·職方氏》職云：“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這就說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經作為份地分配給公社成員，由其獨立耕種;另一部分土地作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種，將其收穫物採取貢納的形式，繳納給公社酋長。這與恩格斯在論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時曾經說過的“氏族酋長已經部分地靠部落成員的獻禮如家畜、穀物等來生活”是一樣的。
《尚書·禹貢》系後人所作，其中所記九州向國家貢納的情形，雖然不能認為完全可靠，但其中說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隨鄉土所宜的貢納制在夏代業已存在，當是可能的。因此，所謂“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貢法”，並不像《孟子·滕文公上》引龍子所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孟子所說的“貢法”，並非禹之“貢法”，前代學者早有指出，例如閻若璩引胡渭之說云：“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後氏之貢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與耕作。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經濟方面亦有體現。《尚書》載“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鹹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說四海之內的氏族部落都歸附夏後，金木水火土谷六種物質皆受到治理，明晰各處田地的優劣，將其分入三等以決定賦納數量，使得賦納得其正而不偏頗，賜土、賜姓，根據方國部落與夏後氏關係之密切疏遠定出封建的先後次序。《禹貢》一篇又列出九州賦納物品的具體情況，將物品數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據與夏後氏都邑地理距離的遠近分作甸、侯、綏、要、荒“五服”。
甸服：距離夏都城五百里以內的方國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糧食供應區。百里之內者賦納帶秸稈的穀物;再往外百里者賦納禾穗;三百里外者賦納帶稃的穀物;四百里外者賦納粗米;五百里外者賦納精米。
侯服：距離夏都城五百至一千裡間的方國部落是夏後氏的氏族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後大，五百里至六百里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為男爵小國;八至千里地為侯伯大國。
綏服：距離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為夏後勢力所及的邊緣區域。其三百里內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發揮武威衛戍。
要服：距離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為夏後必須通過結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響的區域。三百里內通過同盟和平相處，二百里外為夏民的流放地。
荒服：距離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處為異族疆域，與夏後氏只有間接的溝通。三百里內的是各少數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對夏朝賦納經濟的看法，非必夏代實況。如鐵、鏤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見物品，夏時期的諸侯爵位也無法考證。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後根據道途遠近及各地生產情況來繳納不同的產物，應當為夏代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