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夏朝的賦納制度，《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意在夏人的“貢”、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徹”制度實際都是在繳納民戶年產總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賦制度一脈相承，顧炎武更據此認為“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將一家民戶在數年之間的收成總和平均後取出一個中庸常數作為繳納數量，以夏朝的生產力和政權輻射力看，還沒有能力履行這種實物地租制度。孟子記載的“貢”字，意味著民眾與貴族間沒有太大的強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願性。這種民眾自主性質的賦貢制度符合夏時期落後的生產力與夏後氏尚不完備的政權機構的情景，也接近於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經濟秩序。夏朝末期，夏後氏與方國部落的關係惡化，夏後桀四處討伐，他提升田賦數額以充軍費，從而加重人民負擔，激化不滿情緒，使之最終離棄夏後投奔商湯。征夏之際，湯曾誓言於眾，“‘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指訴桀的主要罪狀。桀在什一“貢”賦之外征役民兵，而後民眾不滿便採取不合作的態度。轉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農業生產義務外另有以兵役為主的徭役責任，其結果是助法體系下的商族的可動員兵力大於夏後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