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海曙說：“不論‘國語’或‘國語’，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稱。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曾經大力推廣以東京語為標準的民族共同語。他們最初稱為‘國語’，後來又稱‘國語’。”(倪海曙，第196頁)《指示》把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正式定名為“國語”，除為了有別於“近文之雅語”的“國語”之外，也考慮到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各民族的語言也是平等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政府強制推行“義務國語”的消極影響，把規範的、通用於全國的漢民族共同語稱為國語，完全符合我國的語文政策和民族政策。因此，國語的名稱得到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一致贊同和喜愛。
(三)羅常培、呂叔湘指出：“民族共同語形成的方式，除決定於政治、經濟條件外，還決定於這個語言原有的發展情況”。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根據實際情況，五十年代確定的推廣國語工作的方針是：“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6月全國國語推廣工作匯報會)在國務院《指示》的推動下，在中央推廣國語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從1956年到1966年這十年當中，按照這個工作方針，全國推廣國語的工作部署，破壞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工作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全國推廣國語的工作經過初步的整頓，走上了恢復階段。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國語”，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明確了推廣國語的要求和任務。到1982年前後，全國推廣國語的工作雖然經歷了十年動亂，仍然取得了顯著成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對全國1800多個點的漢語方言進行了普查，並編輯出版了一批指導各地學習國語的手冊;二、學校推廣國語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社會面向公眾的各部門和系統也比較重視推廣國語的工作，商業、交通、郵電、旅遊等部門的一線職工把學習和使用國語作為提高服務質量、開展文明服務的一項內容;三、召開了五次全國國語教學成績觀摩會，各地也分別召開了國語觀摩會，舉辦了不同形式的國語比賽活動，表彰先進、推動工作;四、舉辦了二十期中央國語研究班或進修班，培訓了指導和推動各地推廣國語的骨幹兩千多人，各地也舉辦了各種訓練班、進修班培養了數以萬計的推廣國語的幹部和師資;五、《漢語拼音方案》在注音識字和學習國語方面日益發揮作用，同時國語的推廣也為發揮和擴大漢語拼音的作用創造了條件;六、編寫和出版了許多學習國語和推行漢語拼音的圖書和讀物;七、部隊系統長期努力推廣國語，在國防建設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八、廣播、影視部門注意語言規範，長期堅持用標準的國語演播，對推廣國語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1986年，經國務院批准，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國家語委主任劉導生在《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五十年代確定的‘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廣國語工作方針是正確的，今後仍然適用。但是，形勢變化了，推廣國語工作要有新的進展，工作重點和實施步驟也必須作些調整。重點應當放在推行和普及方面，在普及方面應當更積極一些。在本世紀內，我們應當努力做到：第一，各級各類學校採用國語教學，國語成為教學語言。第二，各級各類機關進行工作時一般使用國語，國語成為工作語言。第三，廣播(包括縣以上的廣播台、站)、電視、電影、話劇使用國語，國語成為宣傳語言。第四，不同方言區的人在公共場合的交往基本使用國語，國語成為交際語言。”報告還提出：“國語的標準只有一個，……但是……從實際出發，具體要求可以不同。我們初步構想，可以分為以下三級：第一級是會說相當標準的國語，語音、辭彙、語法很少差錯。第二級是說比較標準的國語，方音不太重，辭彙、語法較少差錯。第三級是會說一般的國語，不同方言區的人能夠聽懂。”《報告》實際上已經提出了調整推廣國語工作方針的內容：“重點應當放在推行和普及方面，在普及方面應當更加積極一些。”對說國語的水平提出三級要求，也就是在普及的基礎上提出了提高的問題。在本世紀內實現四種用語，實際上是提出了推廣國語工作的階段性目標。《報告》提出的工作方針的調整和工作進程的規劃是十分必要的。它不僅總結了過去的工作，而且適時地改變了以往推廣國語工作缺乏階段性目標的狀況，為制訂全國推廣國語工作的“七五”計畫和以後的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