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中國的一個超級民族節日。她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深遠的學術意義。像這樣意義的節日在我國歷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說是唯一的。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歲(按照中國舊曆虛歲的算法)，是一個已經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識上，也開始有了一些積累。我在七歲左右的時候進私塾讀書。那時還是晚清，家鄉附近沒有現在所說的學校，大城市有了，但我們鄉下還沒有，所以只能入這種舊式學堂。這是一家客家人創辦的私塾，老師也是從鄰縣請來的一位講客家話的生員。因為據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外地遷來的，祖宗是講客家話的，我父親大概是為了讓我不忘祖先的緣故，就讓我讀講客家話的書。我先學了《三字經》、《論語》，後來好像又學了《幼學瓊林》之類專講駢偶對句的開蒙書，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著學下去的。但老師教書的時候，只教誦讀，不講意思，不注意兒童心理，所以我那時對讀書並不感興趣，學習態度是被動的。有時老師還打人，連像我這樣很老實的學生也被恫嚇過，結果弄得我對讀書的事，心裡很怕。
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1912年，我們那個鎮子破天荒地開辦了第一所完全國小，當時叫兩級國小，實行初小與高小雙部學制。它看上去挺新，實際上還是半新半舊的。學校里並沒有新式的教學設備，師資也還是原來的生員班底，不過是受過短期的師範培訓，比如讀了幾個月、半年的師範專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書資格。在功課上，開設了國文、算術、格致、體操、圖畫等。在作文訓練上，起初做一些簡單的題目，如《讀書論》;稍後做史論文章，較為複雜一點了，像談漢高祖治世的《劉(邦)項(羽)優劣論》等;策論沒做過。到了高小時，老師又增加了經史典籍方面的功課，如讀《左傳》、《綱鑑發凡》等，讓學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鑒今的道理。除此而外，雖然不是開課，但在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當中，還興起一股風氣，就是作舊詩，我也被卷了進去，並且很感興趣。我後來一輩子寫詩兼搞詩學算是在這時啟蒙了。當時讀的書有《唐詩三百首》和《隨園詩話》等。這些書，在今天看，也是好書。這對我個人來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國小教育。那時我也讀了一些文言小說，像有一部叫《余之妻》，當時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亞，是禮拜六派的作家。至於白話小說，那時還見不到。總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陳舊的、半新半舊的教育制度下度過的。
五四運動，像一聲驚雷，把我們從沉夢中喚醒。她使我們這些本來不大懂得國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講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貨，到神廟前的戲台上表演宣傳愛國精神的活報劇……這些活動的想法和內容都是很單純的，但這一來，卻使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一種實體的感受。過去，我在學校里做《愛國論》，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後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作用是在學藝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1917年，新文學運動已經在知識界開始了，但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卻把它在全社會範圍內帶動起來，並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隻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歷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的運送使命。它們後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代新學科。在這些現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後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1921年前後，即五四運動爆發後的一
一兩年。當時國內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跡，但到底不是主流了。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拋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作。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別的兩位同學聯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現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中病逝。五四後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飆》。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後來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書局)和《海濱的二月》(1929，北新書局)中，都收入了我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