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藝活動的更重要方面是對人民大眾口傳的民間文學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進行初步理論探索的工作。我的蒐集活動是從參與北京大學的歌謠學運動開始的。自北大歌謠徵集會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謠選》之後，全國各地的報刊紛紛效仿，也大都登載了歌謠、故事之類的作品，比如廣東的《群報》、上海的《婦女月刊》和我們家鄉的《陸安日報》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著這個潮流活動，在我們鄉下蒐集歌謠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後來發表在北大的《歌謠》周刊等刊物上。那時的這種蒐集口頭文學的工作，不像以後那種有組織的、有計畫的調查，而是個人的、自發的活動，主要是在家族親戚、同學和朋友中間蒐集。我蒐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這些材料以後在不同時期分別印成了《民間趣事》(1926，北新書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書局)等。那一時期，我還在《歌謠》周刊上發表了有關《歌謠雜談》一類的文章，在對民間文學的理論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嘗試。
在早期的新民間文學運動史上，我參與《歌謠》周刊的學術活動曾引起了社會的注意。經常有些年輕學者問我，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自序中寫過一段話：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蒐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在這一方面，常惠、白啟明、鍾敬文、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對此話我怎么看?胡適在五四時是否認識我?其實這段話我也是事後才知道的。有一天，一個同鄉在街上看見我，說你現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書里都講到你了，他還說了別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類的誇獎的話，我這才第一次從他口裡聽說此事。後來我自己也買到了這本書，才看見了這段原文。我始終沒和胡適見過面，也從無個人之間的來往。他在五四時已經名氣很大，是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我則還是一個學術青年，在熱心地追隨著這個偉大的文化運動。我想，胡適先生之所以能夠注意到我，是因為我那時是《歌謠》周刊圈裡的活躍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謠》周刊時，發現了裡面的幾個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認為值得一書，就把這幾個人寫進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話文學史》，還把我的名字寫得很靠前。這主要表現了他的中國學者氣派，他是完全從實際材料出發來得出他的結論的。他那時很關心歌謠，還從文學角度寫過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謠比較理論的文章，在當時很有權威性。董作賓撰寫研究民歌《看見她》的論文，就受了他的啟發。他那本《白話文學史》，在那時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還很流行;那么以他這樣的學者這樣對待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這對我認識五四和後來走上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道路，肯定是有影響的。
在參加《歌謠》周刊的活動期間，我與北大學者直接發生民俗學的學術往來，並長期保持這種學術關係的，主要是顧頡剛先生。顧先生出身江南蘇州的世代書香之家，後來又考進北大讀書，學
養深厚。在五四時期，他年紀還輕，但學問造詣已經很深，我很欽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獻時，發現了李調元的《粵風》，就在《歌謠》周刊上寫了文章。我看到後，知道《粵風》匯集了兩廣一帶的多民族民歌土調，那裡正是我的家鄉，於是我就回響顧先生的意見，也給《歌謠》周刊寫了文章。以後，我們就通過《歌謠》周刊往來通信，談到了《粵風》，也談了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如對《孟姜女》傳說的看法等。顧先生不久寫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嶺南大學，在圖書館裡找到了《粵風》，就和劉乾初一道，對它進行了翻譯整理，後來分作兩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亻良僮情歌》(1927，北京朴社)，另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客音情歌集》。這項工作，一直得到了顧先生的鼓勵。顧先生熱心提攜後學，積極地推廣學術，造就人才，他對我的影響在我一生的學術活動中都占有相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