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預生平介紹
杜預(222—284年)，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西晉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學者。因其博學多才，尤善謀略，故有“杜武庫”之稱。
杜預祖父杜畿是魏國名臣，曾先後出任護羌校尉、河東太守、司隸校尉和尚書僕射等職，受封為豐樂亭侯。建安十年(205年)，河東叛亂，曹操讓荀彧舉諫賢才，荀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曹操遂讓杜畿為河東太守。杜畿到任後，平定叛亂，廣施仁政，在位16年，政績獲譽天下第一。杜預父親杜恕也曾任幽州刺史，並以建武將軍領護烏丸校尉的職務。
杜預雖然生長於官宦之家，但並非只知享樂的紈褲子弟。杜預自幼博覽群書，所以博學多通。對經濟、政治、曆法、法律、數學、史學和工程等學科都有研究。常自豪地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晉書·杜預傳》)。他特別愛讀《左傳》，自稱有《左傳》癖。
在杜預的青少年時期，魏國內部逐漸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政治集團——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杜預的父親杜恕是忠於曹魏集團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年)，杜恕曾上書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馬懿連朋結黨的動向。杜恕因此觸犯司馬懿，屢遭排擠，被出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徹底擊潰以曹爽為首的曹氏集團，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實際權力。當年，征北將軍程喜秉承司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結果杜恕被關進監獄，幽囚而死。受到父親的牽連，杜預一直到三十多歲也未能入仕。
司馬懿、司馬師父子相繼病死後，正元二年(255)，司馬昭接替父兄職務執政。這時，統治階級內部力量的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有實力的曹氏餘黨被陸續被翦除乾淨，司馬氏代曹魏只是個時間問題。司馬昭為擴大統治基礎，對某些政敵的子弟進行攏絡收買。司馬昭素聞杜預的才能，極力爭取他，親自把妹妹嫁與杜預為妻。在甘露二年(257)，又恢復了杜預襲爵的權力，襲豐樂亭侯，徵辟為尚書郎。杜預在職四年後，司馬昭任相國，杜預改任為參相府軍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軍兵分三路大舉伐蜀。杜預被任命為鍾會的鎮西將軍府長史。魏滅蜀後，鍾會聯合蜀將姜維謀反，準備殺害同來的魏軍將領，以割據益州。次年正月，鍾會在實施計畫時，被亂兵殺死。魏軍監軍衛瓘又乘機殺死了解這一陰謀的鄧艾。在這場變亂中，鍾會的許多部屬大多受牽連被殺，唯杜預憑其智慧幸免於難，並增邑1150戶。事後，杜預還冒著被衛瓘構陷的危險，當眾對衛瓘殺人滅口的卑鄙行徑進行指責，認為衛瓘對這場動亂也是有責任的。
鹹熙元年(264)七月，司馬昭委託荀勖、賈充、裴秀、鄭沖等人改制禮儀、法律、官制，為上台作最後的準備。杜預受命參與法律的制定。這部法律即是晉武帝泰始四年(268)頒布的晉律，它上承漢律，下啟唐律，對後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響。名義上主持修律的官員是賈充，而實際上杜預擔負了最繁重的勞動，全部晉律的註解都是由他完成的。
杜預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覽》卷六三八)。這是我國法律史上明確區分律(刑法制度)、令(規章制度)最早的定義，晉律的制定正是依據的這一原則，它使晉律較之漢魏舊律的界限更加分明、體系更加完備。杜預還上奏說：“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 。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綱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晉書·杜預傳》)。皇帝遂下詔將律令頒行於全國。
晉律以前的漢律，特點是刑罰苛碎、條目繁密，計七百七十餘萬字，二萬六千餘條，內容重複，不好記憶，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曹魏政府雖對此作過改革，但變動有限。晉律依據杜預的主張，對漢魏舊律大刀闊斧地進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餘條，十二萬六千餘字，所以唐人稱讚它“實曰輕平，稱為簡易”(《隋書·刑法志》)。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後，對其政權支柱世家大族實行放縱的政策。因此社會上異常黑暗腐敗，各級官吏蠅營狗苟，公相塞過，互相包庇。時杜預任河南尹，杜預認為京師是朝廷教化的發源地，而教化的推行總要由京師輻射四方，由近而遠。因此，他所發布的一應政令、喻示，都貫徹著提倡教化這一主要內容。
泰始四年(268)，杜預針對這種情況，向晉武帝建議實行考課制度：“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晉書·杜預傳》)。但是杜預的建議卻沒有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預因得罪司隸校尉石鑒，石鑒便在武帝那裡告了杜預一狀，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職務。當時，鮮卑族首領拓拔樹機能騷擾隴右。六月，晉武帝啟用他出鎮邊關，為安西軍司，給兵300人，騎百匹。到長安後，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杜預剛在秦州就任，石鑒也以安西將軍的職務都督秦州諸軍事。
當時，鮮卑人禿髮樹機能起兵造反，勢力很大，晉武帝派去鎮壓的將領，不是戰敗，就是被殺。石鑒官報私仇，命杜預出擊。杜預認為：“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併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晉書·杜預傳》)。石鑒大怒，上奏朝廷，說杜預擅自修飾城門官舍，留止軍用物資，貽誤軍機。於是，杜預被押回，送交廷尉審治。好在杜預娶了公主，按照法律上的“八議”，可以用侯爵贖罪。後來，隴右的戰事發展正如杜預所預料的那樣，石鑒被禿髮樹機能打得慘敗。於是朝廷大臣都認為杜預長於謀略。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區的匈奴人在酋帥劉猛的帶領下武裝暴動。從并州向西進到河東、平陽。武帝命令杜預以散侯身分參謀軍國大事。不久，升任度支尚書，掌管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宜。
杜預上奏，主張“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晉書·杜預傳》)。杜預還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積極進行科發明，製造成功人排新器。此外，杜預還興建常平倉、調整谷價、管理鹽運、制定稅賦和建置邊防等。在任上，杜預共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治國治軍的建議，都被採納。
石鑒從回京後，報功不實，被杜預揭發，雙方讎隙更深，互相敵視怨恨，指責爭吵，結果均被免職，杜預仍兼本職。幾年以後，杜預又任度支尚書。此後一直到鹹寧四年(278)，杜預一共擔任七年的度支尚書，提出的建議數不勝數，今述其要者。
元皇后的靈樞將遷往峻陽陵。按舊制，靈樞埋葬之後，皇帝和群臣就可以換上吉服。尚書上奏，說皇太子也該脫下喪服。杜預則認為“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晉書·杜預傳》)，得至朝廷的同意。
杜預發現當時通行的曆法不合晷度，經過計算，糾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訂出《二元乾度歷》。此歷經過驗證，終於取代時歷，通行於世。
杜預認為孟津渡口水險，有覆舟之患，提議在富平津修建河橋。有人認為該地曾為殷商故都，歷代聖賢沒有立橋，其中定有不可立之理。杜預則說：“‘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晉書·杜預傳》)。於是杜預力排眾議，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橋，解決洛陽的交通問題。從設計到施工杜預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等到橋樑建成，武帝和百官都到橋邊視察宴飲。武帝舉杯讚揚杜預：“非君，此橋不立也 。”杜預則謙虛地回答：“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晉書·杜預傳》)。
周朝太廟中有欹器(古代的一種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則傾，中則正，滿則覆，人君可置於座右以為戒)，至漢代還放在御座旁，漢末動亂，此器不復存在，其形制也失傳了。杜預把它重新設計製造出來，奏獻武帝，武帝讚嘆不已!
鹹寧四年(278年)秋，兗豫諸州郡連降暴雨，西晉統治區域內大面積澇災，晉武帝下詔求計。杜預曾前後兩次上書陳述救災計畫。這兩篇收在《晉書·食貨志》中的奏章是後人研究晉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材料。
第一篇：“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 脊，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谷，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
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谷及為賞直”(《晉書·食貨志》)。
第二篇：“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湓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晉書·食貨志》)。
由於杜預當時對災情作過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災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災辦法，比較符合實際情況。文中，他指出粗放濫墾、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根本原因。杜預認為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壞陂宣瀉。那些建造比較合理的“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對“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宜大壞兗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至於災民，除靠政府救濟官谷外，還可以讓他們藉助水產作眼下日給。壞陂的計畫如果能實現，“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杜預還建議把典牧不供耕駕的種牛租借給災民。在上書中，杜預對西晉政府的辦事效率表示憂慮。他譴責某些部門、個別官吏只從自身利害出發，彼此紛爭，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區的救災工作不能繼續下去。
杜預關心國事，因而朝野馳名，人們把他叫做“杜武庫”，稱讚他博學多通，就像武器庫一樣，無所不有。
當時，全國尚未統一，西晉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孫吳政權仍控制著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區。不過，孫吳的國力遠比西晉要弱，再加上政局動盪，很難同西晉抗衡。晉武帝登位以後一直想發動滅吳戰爭，可是西晉朝廷內部的意見並不一致。除杜預、羊祜、張華等少數大臣支持晉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數人態度曖昧。朝廷中的一些實力派人物，象賈充、荀勖等則持有不同見解，以致錯過了一些滅掉孫吳的極好的戰機。
鹹寧四年(278年)春，晉軍主帥羊祜突然病重，臨終前，羊祜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因而杜預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羊祜去世後，杜預於十一月被任命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特賜追鋒車、第二駙馬。受命之後，杜預南下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經去世的原荊州都督羊祜的職務。到任後，杜預“修繕甲兵，顯揚威武”(《晉書·杜預傳》)。為即將開始的滅吳戰爭作戰前準備。
杜預駐守的襄陽是西晉南部邊境荊州的首府。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戰爭一開始，杜預的首要任務是奪取孫吳的荊州。西陵是吳國的西部邊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晉軍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師就可以順流而下，直入荊州。對於西陵的重要性，吳國也早有注意。名將陸遜在夷陵之戰反攻時，曾指出：“夷陵(與西陵相鄰)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陸遜子陸抗從沒有放鬆過對西陵的控制，於鳳凰元年(272年)平定西陵叛亂。鳳凰三年(273年)七月，陸抗病重。仍抱病上書：“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雲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三國志·吳書·陸抗傳》)。
但杜預發現自陸抗死後，吳主孫皓逐漸削減了這裡的兵力。只是駐守在這裡的總督是吳將張政，張政在吳國是比較有名的將領，不除張政，西陵很可能成為未來戰爭中晉軍前進途中的巨大障礙。於是杜預挑選精銳士兵，於十一月突然襲擊張政，大敗之，杜預因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張政據守要害地方，因沒有防備而遭慘敗，深感恥辱。於是，沒把戰敗的實情上報孫皓。杜預獲悉此情，遂派人將抓到的俘虜送送給吳主孫皓。孫皓大怒，召還張政，派武昌監劉憲取代了他的位置。杜預在大軍將至之際，逼敵撤換主將，削弱了吳國的防衛力量，為晉軍突破吳國西線防禦，創造了良機。
鹹寧五年(279年)四月，益州刺史王浚備戰多年，見時機成熟，上書請求速伐東吳。他說：“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書·王浚傳》)。晉武帝認為王浚說得有理，但賈充、荀勖等重臣卻認為此議不可行，只有張華大力支持。
八月，杜預在準備就緒後，也上書晉武帝請求伐吳之期。時駐守在揚州前線的王渾上表聲稱孫吳要發傾國之兵攻打晉國。反對派乘機相阻，使晉武帝對杜預的請戰遲疑不決，最後竟同意將滅吳的計畫推遲一年。杜預聞後，再次上書：“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晉書·杜預傳》)。
過了十幾天，杜預又上表：“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晉書·杜預傳》)。
杜預表章送到朝廷時，武帝正與張華下棋。張華推開棋盤斂手施禮：“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書·杜預傳》)。這時，賈充、荀勖等人又出來反對。大臣山濤竟然強詞奪理地說：“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但武帝決心已下，立即發兵攻吳。
十一月，晉武帝發兵二十萬，以賈充為大都督，分水陸六路攻吳。杜預在這次戰爭中並沒有擔任主帥，晉武帝只是任命他為西線指揮，具體任務是取江陵、占荊州，並且在荊州地區負責調遣益州刺史王浚的水師。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預陳兵於江陵。江陵城防堅固，易守難攻。杜預遂對其圍而不攻，以斷絕上游吳軍的退路，阻止下游吳軍西進，動搖其整個西部防禦。同時派參軍樊顯、尹林、鄧圭和襄陽太守周奇等人率眾沿江西上，攻奪城邑，以接應王浚。僅十幾天便奪下眾多城城邑，皆如杜預所料。
二月，杜預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800乘夜渡江，奔襲樂鄉城。在巴山(今湖北松滋西南)多張旗幟，點燃火把，迷惑吳軍。並分兵襲擊樂鄉附近的各個要害地區，以挫吳軍士氣。吳都督孫歆震恐，在給伍延的信中說：“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晉書·杜預傳》)。吳人懾於兵威，降者萬餘。周旨、武巢還在樂鄉城外安排伏兵，待孫歆遣軍阻擊王浚大敗撤退時，隨吳軍進入城內，直入帳下，擒孫歆。因此軍中有歌謠說：“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書·杜預傳》)。
擒獲孫歆，等於拔除了江陵犄角。於是杜預下令進逼江陵。吳國督將伍延假裝請降，暗中卻把兵布置在城上，負隅頑抗。杜預揮軍猛攻，一舉拿下江陵。長江上游一經平定，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廣州，吳國的州郡皆望風而降，杜預代表朝廷將其安撫。杜預所部一共斬俘吳國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一百二十多人。杜預還依仗兵威，把吳國將士和屯戍之家遷往江北，充實該地區人口、勞力；給南郡舊地設定長吏，施政理民。於是荊州人心安定，吳人赴者如歸。
王浚占樂鄉後，為爭功，竟上報朝廷，謊稱他已得孫歆之頭。後來杜預把孫歆活著送往朝廷，洛陽人大笑不已，一時成為笑柄。
接著，杜預在武昌會集各路晉軍，商討進攻吳都。有人認為：“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晉書·杜預傳》)。杜預不以為然，認為緩兵勢必功虧一簣，他說：“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並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晉書·杜預傳》)。杜預的意見終於為大家所接受，於是，在杜預的運籌指揮下，各路大軍直指秣陵，所過城邑，望風束手，主張來冬進軍的人無話可說，寫信給他，表示佩服。
晉滅吳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它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在這次戰爭中的功績是非常突出的。
凱旋迴師後，杜預因杜預功勳卓著，進爵為當陽縣侯，封邑增加到九千六百戶，其子杜耽也被封為亭侯，為千戶，賜絹八千匹。
杜預脖頸上長了個瘤，他進攻吳國時，吳國人忌憚他，就把瓠系在狗頸上給他看；遇到樹上長著瘤狀的疙瘩，也砍下一塊，露出白色，寫上“杜預頸”。杜預攻下江陵後，把幹這些事的人都殺了。
杜預回鎮襄陽後，多次向朝廷陳述，說自己家族世代為文吏，武將並非本行，請求退職，但武帝不許。
杜預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書·杜預傳》)，因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強兵富民。一是勤於講武，興建學堂，結果江漢一帶，廣被德化；二是打敗山越，交錯設定駐屯軍營，分別占據要害之地，以鞏固安定局勢； 三是利用潰水、清水，灌溉萬頃原田，分疆刊石，使有定分，結果公私都得利，百姓因此稱他為“杜父”；四是開鑿楊口水路。過去的舊水道只有從沔漢到江陵一千幾百里遠近，往北再無水路可通。另外，巴丘湖是沅江、湘江的交匯之處，表里山河，十分險固，是荊蠻人所依恃的險阻。杜預開鑿楊口，從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內，瀉導了長江之險；外，開通了零、桂的漕運。
由於杜預致力強兵富民，所以南方之人歌頌他說：“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晉書·杜預傳》)。對於公眾之事，只要杜預知道，就一定去做；而凡是他做的事，又一定要考度始終，很少失敗。有人譏刺他，說他心存瑣細，杜預說：“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晉書·杜預傳》)。
杜預頗因自己的能力功業自豪，所以，好為後世之名。他常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晉書·杜預傳》)，於是，刻成兩塊石碑記載自己的勳績，一塊沉埋在萬山之下，一塊矗立在峴山之上，說：“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晉書·杜預傳》)！
杜預幾乎沒有什麼武藝，連騎馬都不會，射箭的技術也很糟糕。但每有軍事活動，朝廷都要召他參謀規劃。他知彼知己，善於同敵人鬥智。
他立功之後，消閒從容，沉浸典籍之中，撰著了《春秋左氏傳集解》三十卷，為歷代《左傳》注本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收入《十三經註疏》，對後世的《左傳》研究頗有影響，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並參考眾家譜第，寫成《春秋釋例》15卷。他又撰著《盟會圖》、《春秋長曆》，自成一家之學，直到晚年才完成。此外，他還著有《女記贊》。當時雖有人評論杜預的這些著作文義質樸直率，可是，世人卻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只有秘書監虞摯大加稱賞，他說：“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晉書·杜預傳》)。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杜預的書保留到唐世，還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雜律》七卷，《喪服要集》二卷，《女記》十卷以及《晉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已佚)。
梁代鍾嶸《詩品》將其列為下品，說他與王濟“詩貴道家之言”，但其詩今無所存。
杜預喜好《左傳》，已經到了入迷的程度。當時，王濟懂得相馬術，又喜歡馬，和嶠則特別喜好聚斂錢財。杜預常說：“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晉書·杜預傳》)。晉武帝聽了，問他：“卿有何癖？”杜預應聲而答：“臣有《左傳》癖”(《晉書·杜預傳》)。
杜預任鎮將時，屢次賄賂朝中權貴。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晉書·杜預傳》)。
據說杜預在荊州時，一次飲酒後醉臥齋中，外面的人聽到有嘔吐聲，從門口偷看，發現一條大蛇正垂頭嘔吐，人們便認為杜預是大蛇轉世。
後來，杜預被徵召任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走到鄧縣時，不幸病逝，終年六十三歲。杜預死後，武帝嗟嘆不已，追贈他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成，其子杜錫嗣。
杜預起初曾立遺言：“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台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雲是鄭大夫祭仲，或雲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遂道南向，儀製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晉書·杜預傳》)。其子孫一一照辦。
他心胸寬闊，遇事能夠顧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浚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將，多年來一直在益州建造戰船、培訓水軍，為戰爭做準備工作。戰爭開始以後，他統率水軍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達荊州界內，王浚需受杜預指揮調遣。但是，杜預十分尊重他，沒有利用自己職務給對方製造任何困難。杜預對將帥們說：“若浚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晉書·王浚傳》)。王浚到西陵，杜預寫信給他，信中說：“足下既摧其西籓，便當逕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晉書·王浚傳》)。王浚得信大喜，將杜預之信呈於晉武帝。杜預的態度與益州水軍率先攻占建鄴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也同王浚在長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裡，指揮調遣水軍的王渾，怕王浚奪得頭功，對他百般刁難。就在王浚排除種種干擾占領建鄴、俘獲吳主孫皓之後，王渾還在攻擊陷害他。和王渾相比，杜預的人品受到了人們的推崇。
此外，杜預還有先見之能。當初，杜預聞衛瓘殺鄧艾，便對眾人說：“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晉書·衛瓘傳》)？後終如杜預所言。
《晉書·杜預傳》評價說：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雲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