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訪張中行
因了朋友顧之川兄的緣故，得知張中行先生就住在馬甸一棟高層
公寓樓中，離我住宿的北師大很近。況且我於春節前還曾得到過他的
簽名本《說夢樓談屑》，登門道謝，亦在情理之中，於是便萌發了拜
訪這位文化大師的念頭。明人不說假話，我之想見行公（文化人對他
的尊稱），除了編輯的職業敏感外，主要還是他身上那層神秘色彩。
我們這一代人，誰沒有讀過《青春之歌》？小說中那位熱血女青年的
不凡經歷，曾讓無數青少年激動和感奮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說中
那位愛鑽故紙堆的“胡適門生”，在經歷了世紀滄桑之後，會是什麼
模樣。自然，小說終歸是小說，與現實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滿城飛絮。之川兄帶路，我們敲開
了公寓三樓行公的家門。開門的是他的一個親戚，隨即行公也從書房
走了出來。一米七以上的個頭，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
像年屆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隨和，讓我們在沙發上落座後，自己在對
面一張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類寬腦門、
大禿頂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時似乎特別專注，臉上布滿細密
的皺紋，板刷式的灰白平頭，讓人覺得平易可親。一身藍布中山裝，
一雙黑色斜紋布鞋，樸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時間的煙塵，我們可以想像，眼前的這位老人，在過去
的革命年代，作為一個不革命的知識分子形象原型，經歷了怎樣的煉
獄般的磨難。但就在這種磨難中，老人並沒有消沉，而是將他的喜怒
哀樂化為一縷縷哲思，融入他對人生的體察與觀照之中，先後寫出了
《文言津逮》《禪外說禪》《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詩詞讀寫叢
話》《順生論》《說夢樓談屑》等數百萬言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毫無疑問，這需
要化解生活的勇氣，以求得心靈的平衡與內在的和諧，而把持這種平
衡與和諧，又該需要怎樣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見我作深思狀，於是說明來意。我知道現在不是深思感慨
的時候，也就直奔主題，問行公手頭有沒有新作。行公搖搖頭，連聲
說沒有。我不甘心，“給您出一部自選集如何？”還是搖頭，“選集
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罵我這個老頭子到處騙錢了。”之川兄在
一旁敲邊鼓：“給您編一部專談古籍的本子，還是很有價值的。”行
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後再說吧。”我知道沒戲了，於是碰了碰之川
兄，想採取迂迴戰術。之川兄會意，看了看牆上的鐘，對行公說：
“我們下樓去喝幾盅？”行公贊同。三缺一，於是喊上樓上的李君，
由行公親自打電話。打完電話，行公從臥室取了帽子，圍上圍巾，在
將圍巾一端拋向脖子後面的同時，喊一聲“喝酒去”。看得出，行公
和年輕人在一起，興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進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熱情，因為行
公是這裡的常客。落座後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請啟功先生，一桌飯
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後來寫了一篇文章，盛讚“芝麻花”的樸厚實惠，發表在《
北京日報》上，一時傳為美談。聽說不乏慕名而至者，使這家不起眼
的小店很是熱鬧了一陣子。
說到飯店，行公不無幽默地說“你在北京飯店吃飯，完了能將飯
店帶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話，讓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請行公點菜，
行公也不推辭，點了簡單的幾樣。之川兄知道這些菜不合我這個湖南
人口味，建議他再點幾樣，行公說：
“夠了，不要浪費。”早就聽之川兄說過，行公是性情中人，每
次到社裡，總要喊上幾個年輕人喝一頓，四菜一湯，絕不鋪張。不論
社會風氣怎樣變化，老人始終恪守著節儉的本色。我就親眼見他將掉
在桌上的豆腐絲挾起，緩緩地送入口中。
我試圖將眼前這位農民式的傳統老人和受過五四新思想薰陶、至
今仍具有強烈科學民主意識的文化大師統一起來。而事實上，行公就
是這樣一個既傳統，又有著新的思維方法的老人。談到國事，他說不
能寄希望於一兩個好領導，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國古代不是沒
有好皇帝，但機率太低，靠不住。因為人作為動物，在其本質中可怕
地潛伏著一種叫做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為暴君，
這是大自然賦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監督掌權者，
扼制腐敗與殘暴的滋生。行公生於帝制，長於憂患，飽歷滄桑，他渴
望國家安寧，百姓殷實。而對中國歷史上政權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
想為其評判的準則。我就見他正色斂容地說：“朱明王朝有什麼好，
餓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顯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深厚的文化
歷史積蘊，使行公脫去了某些觀念的桎梏，而開放與激進，則絲毫不
比年輕人遜色。從行公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五四運動所烙下的精神印
跡。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他用“哀莫大於心死”來形容有些讀
書人的生存狀態，希望今天的讀書人能繼續有一個平和的環境，自由
自在地說話、讀書、做學問。行公的言談和他的許多文章一致，我們
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位世紀老人的憂患意識。行公即將出版的《流年
碎影》一書，據李君說，有許多精彩的篇章。行公為文，遵循“不宜
寫者不寫（即所謂“不得罪於巨室”），寫則以真面目見人”的原則。
我相信這是一部說真話的書。８８歲的高齡，功名利祿都成過眼煙雲，
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李君在席間調侃，要行公說說他和楊沫的過去。行公坦然一笑，
說：“夫妻關係有什麼好說的，就那么回事。”談到與楊沫的分手，
行公說：“我和她的差別，是‘信’與‘疑’之別，她信我疑。”據
說“文革”期間，紅衛兵找到行公，要他揭發楊沫。行公十分認真地
說：“楊沫比我革命。”令小將們失望而去。歷史就是這樣一位嘲弄
者，常常讓人尷尬不已。其實，讀書之於革命，即使在當時也不應是
對立的。讀書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則必須從書本中
尋求理論武器。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
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佛教徒一樣。用一種思想去統一全體社會成
員的思想，並採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來清除異教徒，這當然是最簡單、
最切用的統治術，然而當陽光只剩下一種顏色，世界上只擁有一種聲
音的時候，這個星球也就沒有了生命力。在我國知識分子群體中，的
確有這么一批學者，他們不熱心功名政治，而視學術為生命。王國維、
陳寅恪、沈從文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在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裡，
讀書人有權利選擇自己的職業和生存方式，社會應該充分理解並尊重
他們的前途選擇，為他們施展才學創造必要的環境和條件。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點，現在也逐漸得到了社會的理解和認同。
我們幾個後生在那裡慷慨激昂，行公則靜靜地聽著，時而呷一口
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個多世紀的人生風雨，都被他濃縮到了這杯
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時他淡淡地一笑，是對後學無
知的寬容？還是歷經滄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拋棄了所有語言形式之
後的一種輕鬆？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張密布細紋的臉，因酒精的燒灼而開始微紅，漸漸變得生動起
來。
行公喜歡和年輕人交往，也不乏獎掖後進、成人之美的古道熱腸。
一次，有個年輕讀者買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請他簽名，但又怕他
的耿介脾氣，於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話不說，帶著他上了金府。果然
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來頭，連連搖頭說：“不簽不簽。”行公將鋼
筆往他手中一塞，說：“簽！”金先生無奈，只得簽了。誰要他們都
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啟功先生的字，苦於無門，
找到行公，行公帶她徑上啟先生家。啟先生見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
發，揮毫潑墨，寫了一張又一張，樂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實，行
公於金石書畫，亦頗具見識，他的書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間冒昧
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為忤，滿口答應，過了不久就給我寫好寄來了。
聽說行公在辦公室專門備有一套文房四寶，過一段時間就去那裡寫一
陣，以償還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債。
俗話說，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過了、經歷過了，一切都
變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脫俗，返歸到無拘無束的本我狀態。老人
是寂寞的，而當他從與年輕人的交往中獲得精神慰藉，獲得春風沉醉
般安詳的時候，也就獲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獲得了新的生命激情
和靈感，其創作也就進入到新的一輪勃發，與生命的律動交相輝映。
白雲蒼狗，逝者如斯，行公無愧於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錄《流年
碎影》外，還不時在《隨筆》等刊物發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也就不時有集子問世。
他的文章雖少張揚蹈厲之辭，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剛的偉岸氣象，但從
他那清新自然如數家珍般的娓娓敘述中，從那貌似拉雜的談古論今、
引經據典中，我們依然可以體察到老人對攝生治世之道、國家民族命
運的熱切關注。
尤其是那些詮釋人情物理，關懷生命價值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更能引發讀者
人性的共鳴和理性的思考。我想，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
受到不同層次的讀者喜愛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漸漸見底，而菜卻還剩下一些。行公叫來服務小姐，
要了一隻快餐盒，打好包，交給李君。李君顯然已熟知行公的為人，
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買了單，我們一行四人出了店門。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
我回頭又看了看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
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實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
行公之所以對這家小店情有獨鍾，不就是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實
的感覺么？而兩位文化大師在這家普通小店的勝會，又是怎樣地具有
了超越俗世浮華、蔑視“高貴”的歷史人文主義內涵！轉過身來，望
著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腦也迅速作出定位：一
位真誠的學者兼作家，一個普通而真實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