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國學大師 讓智慧之花燦爛
王如
西方哲學一詞，本來就由熱愛智慧演變而來，如果說哲學是關於人類智慧的學問，那么先生就是一顆閃耀在智慧銀河中的璀璨星座，他讓智慧之花更加燦爛。
我的導師哽咽著告訴我“張岱年先生去了”時，我無法相信。
作為曾親聆先生教誨的學子，我不會忘記拜見先生時的情景，也不會忘記臨別時，他指著桌上攤開的書信，對我說：“我老了，不能授課了，也不能寫文章，感到很慚愧……”生老病死，是人類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先生95歲高齡之時，卻以不能授課、不能著述而自憾自責，怎能不令吾輩感慨敬佩。
1909年，張岱年先生出生在北京辟才胡同一個普通的四合院裡，家學淵源使他自幼就受到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大學時期，他大量研讀了羅素、摩爾等西方哲學家的英文原著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哲學譯作。1933年，24歲的先生受聘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作為一介書生，他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更加潛心鑽研中國傳統哲學。1936年，歷時兩年、長達50多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完稿。
先生自己坦言：“我寫了很多書，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那本《中國哲學大綱》”然而，就是《中國哲學大綱》這樣一部民族危難中寫就的哲學力作，命運多舛，成稿後幾經波折，直到1982年才得以署上張岱年的真名。而這一年，距先生1936年完成此書，已過了46年。儘管如此，從未聽先生有過半句怨言，這也體現了先生一貫尊崇的精神，那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先生認為：國學中最具智慧的是先秦諸子，最經典的國學精神，就是《易傳》中的“厚德載物”和“自強不息”。它們既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概括，也是先生一生追求不息的自身品格的一種寫照。先生認為，“厚德載物”的實質是一種寬容的態度，而“自強不息”則是一種對生命的體會。正是這種寬容的態度和堅強的意志，使先生戰勝了各種坎坷磨難，不僅在知識上和智慧上，而且在人格上和品德上，成就為一代國學大師。
先生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知識分子，一生可謂歷經磨難。但他並沒有因個人遭受的大厄大辱而結怨於黨。先生自己這樣道來：“通過對百年中國近代史的考察，我還是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先生是公認的我國哲學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近一個世紀來，他以紮實的唯物論根基和學術之銳氣及科學之方法，建立了自己具有綜合性的哲學體系，堪稱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最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師。他揭示出中國哲學的許多重要特點：即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體用統一”，宇宙觀是“天人合一”，方法論是“真善同一”，理想與生活的關係上是“知行一致”，他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探索出一條創新之路，又為中國哲學的發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構架模式。
季羨林先生這樣評價先生：“獨對先生的為人，則心儀已久。他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決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
提到先生的貢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教授如是總結：“先生既是一位有自己哲學思想的哲學家，也是一位有獨特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國哲學史家。長期以來，他不僅創作了大批優秀哲學著作；而且在培育人才方面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觀其一生求真求善之崇高境界和永不言退之學術銳氣，則是語言難以表述的。”
但先生始終非常謙虛，他曾說：“有人說我是國學大師，實際上我只是研究國學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學思想，而文學、史學我研究得不多，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研究得更少。要說有點成就那也是我勤于思考和多看書的結果。”
先生雖貴為“國寶”，是北大的重點照顧對象，然而接觸過他的人，沒有不被他平易近人的作風所感動。先生治學雖忙，但對同事及學界友人，無論校內還是校外，一向竭誠相助。
而對學生，不僅學習上循循善誘、嚴格要求，生活上更是問寒問暖、慷慨相助。一位學生不幸病故，考慮到這位學生的父母無人照料、生活必定困難，先生便不聲不響將自己工資的一部分寄往遠在他鄉的喪子的父母……
先生的學生、清華大學劉鄂培教授在回憶恩師的文章中，動情地寫道：“在一個能容納100多人的大教室，座無虛席。其中有北大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學生，還有北大、清華及人大的教師。偌大一個教室，無擴音設備，連續講授兩個小時，即使是年輕教師也會感到吃力，何況岱年師已過七旬，還患有心痛病，不時發作。岱年師登上講壇，服一次藥，講十來分鐘；再服藥，再繼續講……在座者無不為先生精彩的講課和堅韌的毅力所折服。課畢，全體起立，報以一陣又一陣的掌聲。”
“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先生之志，青雲不墜；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