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貧富差距與上升管道
一個擁有摩天大樓的富人和一個沒有立錐之地的窮小子，並存在同一個地面上，並不一定會導致騷亂，只要那個窮小子知道那個富人從前也跟他一樣，自己經過奮鬥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濟貧不可
眼下，社會上的戾氣似乎越來越濃，仇富的情緒在蔓延。開寶馬車的人，一不留神與人發生糾紛，就會陷入麻煩之中，弄得不好，還會招來網上聲討，甚至追殺。有人說這是貧富差距加大的必然結果。因此，聲討民營資本家原罪者有之，主張殺富濟貧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再來一次“文革”。
當然，貧富差距的加大，特別是加大的幅度比較快的時候，的確會對社會產生衝擊，更何況，我們現在的富，尤其暴富，往往都跟權力有著說不清的關係，權力所致的“貴”和財產所致的“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難分彼此。如果這些富且貴之人再富貴驕人，甚至為富不仁，那么，底層社會難免會要有壓不住的火往上竄。
不過我不相信貧富差距是造成這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國的貧富差距比中國要大得多，為什麼人家沒有像我們這樣仇富？就算寶馬車在那裡不算什麼，但好像也沒聽說那裡的窮人朝豪華遊艇扔石頭。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穩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財產是一種境界。而承認貧富差距，維持上升管道的暢通，又是一個境界。兩種境界都可以導致穩定，不過顯然後者對於社會的發展更有利。無論有多少議論追念中國曾經有過的平均的“好日子”，誰都知道，那種日子回不來了，已經走到今天的中國，只能在承認差距的前提下，保持發展。承認了這個前提，那么，社會穩定的因素，實際上最突出的，就是上升管道的暢通與否。
在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裡，有人發家致富，對於其他人而言，可以激起嫉妒，也可以激起人們爭相致富的鬥志。這對於個人、家庭、社區和國家，都是好事。國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們致富渠道的暢通，保障人們改變地位身份的渠道暢通，不至於因為一些人為的因素，使得上面的人壟斷了所有的好事，下面的人無論如何掙扎，也上不去，永遠沉淪。也就是說，一個擁有摩天大樓的富人和一個沒有立錐之地的窮小子，並存在同一個地面上，並不一定會導致騷亂，只要那個窮小子知道那個富人從前也跟他一樣，自己經過奮鬥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濟貧不可。
上升的管道，不見得直徑很大，關鍵要通暢，不能有干擾。中國王朝政治的時代，科舉制度實行了一千多年，取士時寬時窄，明清兩代，三年取士一次，錄取進士不過三四百人，管道不可謂不窄，但由於國家刻意遏制科場舞弊，基本上保證了考試的嚴肅性和公正性，據吳晗和費孝通先生的研究，科舉取士，還是以來自中下層的士人居多，貴胄子弟，從來無法壟斷和控制科舉。因此，這個制度，大體維持了士大夫階層的穩定。
現在的社會，處在下層的人們，若想改變地位，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一是上學，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改變身份，最好能變成國家公務員；一是通過勞動或者經商致富，打工，擺攤，開店，辦中小企業，最終走上富裕之路。可是這兩條路，目前都存在問題。
前者，由於短時間內大幅度的擴招，高校基本上難以維持既有水準，無法使學生獲得謀生的技能和素質，加上公務員考試各自為政，標準不一，最後關頭的面試又難以避免權力和人情的干擾，因此，在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上，學生的挫折感和失敗感前所未有地增加;後者，找不到國家正式工作的學生，想要自主就業，依然困難重重，想從個體戶做起，成功的幾率非常小，在國家的統計數據中，個體戶的數量，一直在逐年減少。至於那些進城謀生的農民，想從擺小攤做起，所遭遇到的困難，往往是不可克服的。
在美國，最誘人最持久的傳說，是美國夢。說白了，就是窮小子可以通過個人奮鬥，變成大人物的故事。這個夢，已經是種文化了，有這樣文化的國度，無論存在多少問題，上升的管道應該是暢通的。我們中國人，也應該有自己的夢，不是夢見每人都能坐上抽水馬桶(這是周谷城先生上世紀30年代的夢)，也不是夢見自己娶了漂亮的媳婦(這是多數中國男人的夢)，而是夢見自己經過奮鬥，終於有了美好富足的結果。政府要做的，就是維持人們實現自己夢想的管道暢通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