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初理性之光以降，人類如同剛剛睜開睡眼的嬰孩開始瘋狂地打量這個已被祛魅的世界。人類中的傑出者力圖用物理公式、數學模型、分子結構表達他們所認知的世界。他們認為經過一系列嚴格推導就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世界。然而，他們遇到了困難。
他們的困境恰恰是人類理性的困境，是理性期望的真實世界與情感期望的誠摯世界的矛盾。理性一詞源於古希臘語“logos”，原意為理念。從詞意發展來看，最早的“邏各斯”兼有理性的“理”與感性的“念”兩重含義，即表示人們對客觀真理的主觀感受。隨著理性的發展，主觀的東西被慢慢去除，“邏各斯”更多地成為一種絕對真實的代名詞。這一轉變，標誌著人類理念異化的開始。
20世紀的西方文論史，就是一部理性異化史。左派批評家與右派批評家的爭論長達一個世紀，貫穿了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轉變，其間各種文藝流派競相出現：胡塞爾的現象學以及其衍生的存在主義、接受美學；四五十年代索緒爾的語言學轉向；60年代終結於法國五月風暴的西馬以及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這是一個需要大師的時代，並且也產生了諸如盧卡奇、巴特、德希達、福柯之類的大師。而他們所爭辯與討論的焦點，就在“理性”二字。
如魯迅所說，近代理性異化最突出的兩點，一是知識崇拜——“舉世惟知識之崇”；二是文化地位下降——“物慾來蔽，社會憔悴”。而這兩點，都代表了真實世界對誠摯世界的壓制。人的情感被忽視，全社會只在乎那些可以被在乎的東西。
尼采說：“人類對世界占有和征服的欲望，表現於對知識的渴望。”近代以來，人們這種征服的欲望愈發強烈。工業革命後，機器成為人類延長的雙臂，改造世界的能力愈加強大，人類還缺少什麼？顯然就是一個絕對聰明、最有邏輯的大腦。如何獲得？去尋找知識。於是，人類對於知識有了一種額外的渴求——這種渴求並不是知識帶來的愉悅引起的，而是出於知識“有用”。一句名言佳句恰能很好地體現這種對知識的畸形崇拜——“知識改變命運”。
正是因為知識被前所未有地提升到現在這個位置，才會出現人們對專業人士的病態服從，才會出現一“證”行天下、一“證”萬事通的現象。伴隨著這個過程，我們與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又遠了一步——因為我們不僅要服從所屬政權的統治，還要屈服於一大批“話語權威”（羅蘭·巴特語）。
知識崇拜使我們不再去體會知識帶來的愉快感受，相反，我們疲於奔命，為獲得（或者說占有）話語權威手中的知識，不惜被其“綁架”，成為另一個“規訓主體”。而這個結果，是魯迅先生在百年前就預見到的：“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除了知識崇拜，理性異化的另一個表現是文化日益成為經濟的附庸。西方批評家對這一部分分析較多，最重要的是阿爾都塞和阿爾諾的“文化生產論”。
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經濟、文化本應處於互不干擾的狀態，因為政治的首要法則是平等，經濟的首要法則是效率，文化的首要法則是自我表達。每個領域的首要法則不同，決定了它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每個國家不可能同時擁有三個合作的政權，所以只能有所取捨。而理性泛濫的今天，最重要的是如何獲得利益——這最符合理性的要求。對於理性來講，自我表達有何用？
於是，人們放棄內心精神世界，“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文化歸於經濟，文化活動也以經濟利益為主。就算一些人渴望純淨的文化生活，舉辦一些作文比賽，渴求一些真知灼見，也難免被用來為某些商家做廣告，否則哪來這么多經費。這就是文化生產，即使想要追求一些風花雪月，也不得不落得個滿身銅臭。管他什麼自我表達，收益減成本，總之不能虧本！
只是這樣，所追求的“風花雪月”還是風花雪月嗎？真的能抵擋“物慾來蔽”，尋自由之思想嗎？還是如魯迅先生所說：“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
我這篇文章的題目來自20世紀初批評大師屈瑞林在哈佛作的長達一個多月的系列演講，雖然題目一樣，但先人的思想卻已尋不見了。何為誠摯？何為真實？我們於漫漫長路上追尋的那個真實的世界，是否是最好的？如果理性帶領我們走向的是烏托邦，那這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我們無須思考，只要向著機器進化就可以了。
可是，屈瑞林說不是，魯迅說不是，漢娜·阿倫特說不是。哈耶克說，我們只是在通向奴役之路。最終的真實只是像《尤利西斯》中食動物下水的布魯姆，在瑣碎的日常小事中衰老，即使自己與神話中的偉大英雄有相似的經歷，卻也難現英雄的形象。我們對理性病態的追求，只會讓我們親眼目睹烏托邦的覆滅。
但我們也並非無路可走，即使我們只是布魯姆，我們在理性中的掙扎也只是他在大街上的漫遊——這並不是結束，我們終會等來我們的史蒂芬，帶我們一同對付敵手，一同回家。
畢竟，我們是奧德修斯的後代，是英雄子嗣。去吧，人類！去出發，去漂泊，去回歸！
向屈瑞林大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