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喬治·派克在《紐約客》發表的一篇名為《亞馬遜害了書？》的文章，他在文章一開始便尖銳地提問：“亞馬遜對消費者有好處，但是對書有好處嗎？”
喬治·派克與讀者分享了自己調查的結果：亞馬遜的創始人貝佐斯，並不是因愛書而開書店，在亞馬遜上賣書的一個重要意圖是——收集高收入、高學歷用戶的資料。在掌握了數百萬消費者數據之後，亞馬遜就可以想辦法把所有東西以低價賣給他們。
在出版從業者眼中，亞馬遜是霸道的，利用渠道優勢讓出版社俯首稱臣；更是可怕的，亞馬遜甚至開始生產自己的內容。書籍，這個在任何國家都居於精神生活核心的東西，現在似乎被亞馬遜捏在手心。鑒於此，喬治·派克認為，問題的核心，不是亞馬遜是否對出版業不利，而是亞馬遜是否是書的敵人。
在消費者眼中，亞馬遜是可愛的，它讓好書更易於與人相遇，讓那些本需要跑n個書店才能找到的冷門好書觸手可及，它甚至虛擬了一個讀書社區，讀者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喜愛的作者的訪談，與同好者的評論。
亞馬遜會在乎書籍的死活嗎？喬治·派克的答案也很明確。但是，這篇文章的閱讀者，有多少是艷羨亞馬遜的商業成功，又有多少對時代的精神狀況與文化的未來憂心忡忡？答案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確定的是，技術主義者會認為所有問題都能隨技術創新而解決，從而樂觀地相信未來；人文主義者則永遠在批判傳統的喪失，低吟“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