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瞿同祖所著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令我非常震驚的是，中國古代對不孝子孫是可以隨意處死的，歷史上有很多不孝子孫都是被家長自己動手殺死的，也有的是被家長呈送官府再由官府秋後問斬的。這件事讓我明白一個道理，中國人所謂的“孝”其實是由高壓體制擠壓出來的孝，因為子女只要被父母安上“不孝”的罪名，他就必死無疑，後果相當嚴重。
實際上，不僅中國如此，據說古羅馬早期，父母也有處死自己兒女的權力（見該書第11頁）。我對中國秦之前的情況不太清楚，但秦之後家長隨意處死自己子女的現象似乎已被禁止。不過，對不孝子女，法律又給予父母以送懲權，即家長可以請求地方政府代為懲罰。在元、明、清之前，家長只要把自己的兒女呈送官府，並要求執行死刑，那么官府大多會判他死刑，即使在開明盛世的唐代，這種現象仍舊沒有改觀（見該書第12頁）。到了宋以後，這種情況有了明顯好轉，尤其是到了清代，因為不孝而被執行死刑的已很少見，這應該算是一種進步吧。
不過，儘管清代對“不肖子孫”不再處死，但官府對打死不孝子女的家長卻非常寬容。比如，家長打死子女後，只要聲明被打死者不孝敬父母，那么這個家長所承擔的責任就非常小，按《清現行刑律》規定，只需打一百板子、罰十五兩銀子即可（見該書第9頁）。這等於是告訴人們：家長打死子女並不是一個大問題，他只是受一點皮肉之苦和破一點財而已。我覺得這仍舊是一把高懸在子女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同樣具有很強的威懾力。
在孝這個層面，清代法律不僅給家長很大的權利，而且，對不孝子孫的懲罰也非常嚴厲。子孫只要是不服教誨或有觸犯情節的，都有可能被送交官府處置。官府對這些被呈送的不孝子孫，一般都押送到雲、貴和兩廣地區服刑。而且，官府對這種不孝的犯人，通常是不釋放的，除非遇到特旨恩赦或者減刑（見該書第13頁）。當然，也有的家長後悔將子女呈送官府，事後又請求官府釋放子女回來，不過，這樣的請求手續繁瑣，很難得到批准。此外，對二進宮者，官府還要加重治罪，這些人基本上都要發配新疆。這其中最為悲慘的是，有些子女被呈送到流放地後，他的家長先後亡故，這就意味著這些子女已完全失去釋放機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很多人都絕望地自殺了（見該書第14頁）。在清代遺留下來的案卷中，作者還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就是在家長呈送的不孝子女中，很多人的犯罪情節並不惡劣，有的只是因為不服從父母管教，有的只是因為出言頂撞了父母，就被呈送官府遭到流放。比較嚴重的一個傢伙也就是平日懶惰，又不聽母親的訓斥，就被呈送發配。還有一個傢伙是因為酗酒滋事，又總也改不了這個惡習，也被官府從直隸發配到了廣西。還有一個人擅自離家出走，二年沒贍養父親，也被呈送極邊遠的煙瘴地區給充軍了（見該書第15頁）。像這類問題，在今天看來，根本就不算什麼大事吧。最令人不解的是，父母和子女慪氣自盡了，子女是要判死罪的，即使兒女並沒有直接冒犯，父母若輕生自盡，子女也要有人判為絞候，大約是現在的死緩吧（見該書第39頁）。
在清代，家長控告子女不孝的案子，官府一般都是來者不拒。而且，還不要求控告人提供任何證據。在清律上就明文規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在當時，通行的倫理道德是“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假如父母與子女發生矛盾，那一定是子女的錯。而且，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懲戒權是絕對的、不可撼動的。那個年代的倫理告訴我們，子女只能是“有順無違”，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倫理”的問題，“孝順”講的就是“順從”，這才是根本問題。在這個大背景下，子女和父母分辯是非，甚至頂撞不服，則是絕對不允許的，也是不可想像的（見該書第17頁）。
說到這裡，我們也許就明白了，其實，中國人所謂的孝敬長輩，本質上更多地是因為懼怕懲罰，人們內心的這種懼怕有的來自倫理道德，有的懾於家長亂施淫威，但歸根結底還是來自對國家機器的恐懼。那么，國人為何要如此強勢地推行“孝道”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歷代統治者都搞獨尊儒術，因此極力推行“三綱五常”則是必然。由於統治者把“孝”抬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因此它就必須誓死捍衛它的地位；二是來自民間的推波助瀾。因為當時的社會保障不健全，父母基本上要靠子女贍養，而孝順既是前提，也是保證。
在我看來，通過打壓而營造出來的孝是畸形的，它不是真正的孝，它只是一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