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犯下的罪惡情有可原時，是否就值得去原諒？如果這個社會都原諒了你的罪過，你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文革”那十年的浩劫，剜割著中國人的良心。用小狗包弟的命換來全家人的短暫安穩的巴金，在將小狗包弟送進醫院的十三年後，纏繞在心頭的懺悔之情仍然如夢魘一般揮之不去。整個社會都不曾對他加以指責，他卻仍然悔恨不已，他在懺悔什麼？懺悔間接殺死了小狗包弟？不僅僅如此……
“文革”挑起的是人心靈的災難，它逼出了潛藏在人心靈深處的罪惡。巴金懺悔的不僅僅是小狗包弟的死，更是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惡的懺悔。在所謂人的社會中，功利主義的道德評判標準為大多數人接受，以少數人的生命來換取更多人的生命，以一隻狗的生命來換取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生命，這絕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什麼能衡量出一條生命的價值？誰又能衡量出多數人、少數人、哪怕一條狗的生命孰重孰輕？我們尊重生命，所以我們考量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價值不應該用利益最大化來衡量，因為我們尊重生命，正如我們都想好好活一場一樣。在巴金的內心，在我們大多數人的內心，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以狗命換人命是合情合理的。生命在我們的內心是存在貴賤之別的——這便是巴金髮現的罪。
即便巴金很喜歡小狗包弟，即便他很不想小狗包弟死，即便在曾經的七年相處中他把小狗包弟像親人一樣地對待。最終，小狗包弟依舊必須被犧牲，它宛如“英雄”一般拯救了主人全家；最終，它仍然只是一條狗，不是親人。“文革”逼著人不能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好人，你不得不欺騙，你不得不犧牲別的事物，以求得自己的安穩，在那時一隻狗都比一個人高貴，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良心，一個人的向善之心都被摧殘殆盡。那些沒有血痕的創傷，不僅僅留在經歷“文革”那十年的人心裡，甚至遺傳到了一代代的後輩身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很容易產生，而信任卻輕易可毀。一次殘酷的毀滅等待一次漫長的重建，人心何時才能得到修補？還是我該問“人心能否得到修補？”默默隱忍的心，躁動不安的心，躍躍欲試的心都在沒有救世主的時代尋找答案。
“文革”逼著巴金把小狗包弟送上了解剖桌，小狗包弟的死是不得已的，是情有可原的，即便它曾經那么地討人喜歡。但是，即便在情有可原的“文革”時代犯下的罪過，巴金也不能原諒自己，他是怎樣一個對自己嚴苛的人？他是怎樣一個對自己坦誠的人？那些存在於心中的惡，是不容我們迴避的，自欺欺人是最可悲的事情，我們應該正視自己，坦誠待己。人之初生，本性善惡參半，不用畏懼那些被意識到的惡，了解最深的惡，才能尋到最真的善。
2019-10-20續：今天早上上了《小狗包弟》的第二課時，結束了《小狗包弟》的講授，心裡難以平靜，我給學生講述人之初生，善惡參半，我為了讓學生回憶自己做過的壞事，便講起了自己小時候做過的壞事，“將蝴蝶抓著放到蜘蛛網上”，還講述了親見別人所做的壞事，”用放大鏡聚焦太陽光殺死螞蟻“，”把小狗丟進糞坑裡淹死“，課上我還沒有意識到，後來我意識到，當我親見別人殺死弱小生命的時候，我竟然做著一個親見弱小生命被整死全過程的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