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革生：1982年考生從湖北省紅安縣考入武漢大學生物系
周海燕：1993年考生從河北省涿州市考入北京郵電大學郵電管理工程系
耿琳：1994年考生從河南省信陽市考入北京交通大學會計系
張銘陽：2004年考生從新疆哈密市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社會工作專業
記者：現在回想起來，聯考給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麼？
黃革生（1982年）：當時我的感覺是，有壓力但並不太大。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第一次進考場的時候，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蜜蜂蜇了一下，腫得特別厲害，整場考試都是伴隨著這種疼痛考下來的。
周海燕（1993年）：現在回想起來，聯考留給我的印象還是壓力大。從國中到高中，一路下來有很多人都被淘汰掉了，我告訴自己要堅持下去，考上大學就會有很好的未來。
耿琳（1994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氣熱。當時我們那兒持續39℃高溫，好長時間都沒下雨。考試規定女生不許穿裙子，屋裡不許開電扇，因為怕風把卷子吹到地上有人趁機作弊。後來實在是太熱了，規定根本堅持不下去。第一門考語文，我本來不緊張，但是老師髮捲子的時候，我想聯考是不是應該挺緊張的啊？就緊張了一下，後來很快就好了。
張銘陽（2004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學生在裡面考試，好多家長在考場門口等著，好像比我們還要緊張，其實我覺得，這種氣氛就是他們造成的。
記者：想過沒有，你為什麼要參加聯考？或者說，上大學對你意味著什麼？
黃革生（1982年）：對我來說，上了國中、高中之後，參加聯考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在當時，考大學相對來說是少數人的選擇，而且即使是參加考試的人，對聯考看得也不重。我家在縣城裡，父母都是國家幹部，就算我上不了大學也能有一份不錯的工作，所以就沒想得太遠，只是稍稍有一點緊張。
當時時興“接班”，我周圍的同學，沒有上大學的，農村孩子就回去種地了，家裡是縣城的，就接了父母的班，在財政局、郵局這樣的單位工作。但如果要想走出那個環境，到大城市發展，考大學幾乎是惟一的出路。
周海燕（1993年）：我們那個時候流行上技校，因為畢業之後就可以有一份工作了。當時我的學習成績挺好的，可以說上大學並不是惟一的出路，但如果沒有通過聯考，沒有上大學，也許我就會留在當地出不來了。
至於說上大學意味著什麼，我體會最深的是成長得更快了。上大學之前，我們基本上過的都是家庭生活，除了上學之外，其他的時間都是和家人在一起，而從上大學開始，自己就要獨立生活了，成了“社會人”，成長方式不一樣了。
耿琳（1994年）：對我來說，上大學是一條必然的路，甚至我都沒想過不上大學我去乾什麼。當時我的學校是省重點，上這個高中的人都想上大學，大環境就是大家都在學習。
張銘陽（2004年）：高一暑假我爸爸帶我來北京，感受高校的氣氛。當時我的感覺就是嚮往，從那時候起我的目標就特別明確。可以說，考大學是很自然的事情。
記者：還記得你是怎么去的考場嗎？當時家裡的氣氛怎樣？社會環境對考生有特殊對待嗎？
黃革生（1982年）：我們那時候都是自己去考場，基本上沒有讓家長送的。我有頭疼的毛病，聯考期間，父親主動給我按摩，而在平時他一般不太管我。
周海燕（1993年）：我是自己去聯考的，父母上班了，中午回來後就簡單問了一下考得怎么樣，後來就不再提了，我甚至覺得他們不重視我。說到對考生的特殊照顧，因為我們學校附近有個機場，而且都是訓練機，經常低空飛行，聲音很大，聯考期間這個機場停飛了幾天。
耿琳（1994年）：我考試是讓我爸送的，送完之後他去上班，快考完了他再來接我去吃飯。之前我和父母約定考完後他們不問我考得怎么樣，但能感覺得出，他們的心態也挺複雜的。
張銘陽（2004年）：我們是第一年改成6月聯考，我自己去的考場，在門口看到好多家長在那裡圍著。我的一個同學特別反對讓媽媽送，她媽媽一邊說“我不來”，一邊還是偷偷跟著，挺逗的。
記者：當時複習是一種什麼狀態？
黃革生（1982年）：我們那時候國中才開始是正規教育，高中只有兩年時間，基本上一直持續學習狀態，相當辛苦，基本上沒時間玩。
周海燕（1993年）：我們那年是最後一年考7門，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我們學校分快慢班，每個月都有一次正式考試，成績排出來之後，快班的後10名和慢班的前10名交換，壓力挺大的。我的一個感覺就是，班裡經常有一些人不認識，這個月來了，下個月又走了。
耿琳（1994年）：1994年是第一次實行3＋2，除了語數外三門之外，理科還要考物理、化學。高三分文理班之後，聯考的氣息撲面而來，那一年我們一共進行了6次大規模模擬考試，全年級排名、各班排名都要張榜公布。那時候還是每周上六天班，所以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白天的時間是自己的，周日晚上還要上晚自習。到了高三，連周日上午也都要上課了。
張銘陽（2004年）：我的感覺是，高三時同學間開始暗地競爭，比如說，看到別人在複習，自己要是沒學習就會感到內疚。我們老師非常重視學習，成天給我們講大學多么多么好，說現在好好努力，以後的生活就會海闊天空。我高一有時候還和同學出去玩，從高二開始基本上就都在學習，兩點一線，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日子真是黑暗，生活太單調了。
記者：你的同學中，家在城市的孩子和家在農村的孩子有差別嗎？
黃革生（1982年）：相對來說，來自農村的學生“跳龍門”願望更迫切一些。那時候我們家在城市的學生走讀，農村的孩子住校。他們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從家裡自己帶米到學校，平時根本沒有菜，就是吃白飯。對他們來說，考不上大學就意味著要回家種田。
周海燕（1993年）：我們高中的時候每月發糧票。每次老師站在前面念，誰誰多少多少，然後大家上去領。但這種補助農村的孩子是沒有的。這就是一種歧視，他們肯定會感覺不平衡，無形中就產生更大的動力要“跳出去”。
記者：當時怎么填報志願，是自己的主意，還是老師家長的意見？當時對這些專業了解嗎？
黃革生（1982年）：我們是分數出來之後再報志願。那時信息非常有限，收音機幾乎是獲取信息的惟一渠道，確實挺封閉的。我對所謂的專業根本沒有概念，上中學就接觸那么幾門課，填志願的時候發現好多專業的名字都沒聽說過，完全是憑感覺。我當時的情況比較特殊，家裡認識一位老師，正好負責武漢大學生物系招生，我的成績也夠分數線，那個老師說“那就來我們這兒念吧”。後來分專業的時候也是，那個老師是搞微生物的，我也就跟著他讀了這個專業，其實之前完全沒接觸過，也沒有概念。
周海燕（1993年）：我們那會兒是先考試，再估分填報志願。我考完試就覺得自己的任務完成了，也沒怎么想這事，反而是父母對填報志願很上心，跟我們老師研究了一整天。其實我當時想學室內裝潢設計，但家裡人覺得重點大學都沒有這個專業，憑我的分數應該能上個不錯的大學。家裡的意見是想讓我學醫，但我自己不喜歡。後來商量的結果是，郵電管理工程。那時我對郵電比較了解，因為家裡有人做這行，聽說挺有發展的。但具體到這個專業，家裡人覺得，女孩子學管理比較好，而我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那個時候，選擇專業時長輩的意見更有價值一些。
耿琳（1994年）：我學的是會計，報志願是爸媽一手操辦的，那時會計專業特別火。我大概知道這個專業是怎么回事，說實話不太喜歡。但是因為沒有社會經驗，我也講不出特別好的道理說服家長，就只能聽他們的了。我當時喜歡心理學，但在那個年代，學心理學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尤其是以後的就業。後來我才發現，其實在上大學前我沒太考慮過自己以後要做什麼，等想清楚自己喜歡什麼、適合做什麼的時候，已經上大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