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這本書為我們平靜地講訴著一個家庭的故事，兩個人，三個人，一個人，最後他們都“回家”了……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幫到大家!
楊絳我們仨讀書筆記1
《我們仨》由錢鍾書先生的遺孀、作家楊絳所著。本書分兩個部分，一部分以“夢”的形式隱喻情感，一部分記述現實。現實部分，從1935年伉儷二人在牛津求學寫 起，一直到1998年錢鍾書去世，半個世紀的悲歡離合，最後都化作一位百歲老人對家人綿綿的思念。作者所思念的，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學者家庭，妻子楊絳、丈 夫錢鍾書、女兒錢媛，一家三口都是單純的文人，不沾是非，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國20世紀風雲變幻的大背景下，“我們仨”依然飽經 戰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禮，難以獨善其身。
在 “我們仨”中，女兒錢媛無疑是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在楊絳的眼中，女兒懂事、聰慧、好讀書，是自己“平生唯一傑作”。錢家家長(錢鍾書之父)“得意非凡”地 宣稱：“女孫健汝(錢媛)”是“吾家讀書種子也”。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可造之材”，卻多病多難，生不逢時。“上高中學時背糞桶，大學期間下鄉下廠，畢業後 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其間的遺憾憋悶，溢於言表。
楊絳先 生為女兒的才華惋惜，但楊絳她自身何嘗又不值得惋惜。在錢鍾書的眼中，楊絳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誠然也。錢鍾書雖然才華橫溢，學貫中西，但有得必有 失，於生活計，幾乎百無一用。楊絳在牛津“坐月子”時，錢鍾書不時地在家做些“壞事”，將桌布染黑了，檯燈砸了，門軸弄壞了，均束手無策，唯有苦著臉向妻 子楊絳求救。楊絳一一安慰“不打緊”。出院後，她逐一“搞定”。錢母感慨這位兒媳，“在家什麼粗活都乾，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鍾書痴人痴福。”而這對 於一個惜時如金的學者來說，是幸也，亦或不幸也?楊絳在翻譯上的造詣頗深，她翻譯的《堂吉柯德》，至今為止依然是中譯本外國名著中的經典之作。
“我 們仨”中最“寶貝”的自然是錢鍾書。錢鍾書是一個純粹得近乎單純的文人，他將畢生精力都投入到學術事業中。中國的文人，不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在幾千年 的政治文化薰陶下，無非分兩種，一種當了官的，一種是想當官而不得的。即使隱士如陶淵明者，早年的願望也是“大濟蒼生”，他幾次掛冠而去，均是迫於無奈， 不是因為嫌官小，就是因為不“合群”。而錢鍾書卻是一條漏網之魚，是一眾鴨棚中誕出來的一隻天鵝蛋，是文人中的“病梅”，異類中的異類，幾千年以來，僅此 一枚。朱家驊許他一個聯合國科教文衛的職位，他辭謝了;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來了;收到國宴的請帖，他請病假;即使是社科院文學所 的一個顧問銜，他也力辭得免。
錢 鍾書一生所愛，唯有他的書、他的家。在書里，他是學問的寵兒;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領袖。這兩個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的慧心與童心。他或許會 以為，這兩個地方都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所說，“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可這句話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 春”終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奢望。1966年，錢鍾書和楊絳都被革命民眾“揪出”，成了“牛鬼蛇神”，被批鬥，被“洗澡”，楊絳還被人剃成了“陰陽頭”， 苦不堪言。他們憑藉平和的心態以及對學問的執著，挺了過去。但是，女兒錢媛的丈夫王德一卻因不堪受辱，憤而自殺。
“世 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90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們仨”開始分頭寫作各自的《我們仨》。不久，錢媛病逝，次年歲末，錢鍾書亦離世。“剩下的這 一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此中辛酸，難以向人道也。四年後，唯一完本的是楊絳版的《我們仨》，此時楊絳已是九二高齡。書中，一個個殘碎的夢境，一件件 細碎的小事，在黑白間雜的夜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愛作線串起，熠熠生輝。
無論悲歡離合，家庭都是人生最後、最好的庇護所。如果你愛家，就讀一讀《我們仨》吧。
楊絳我們仨讀書筆記2
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
這本書為我們平靜地講訴著一個家庭的故事，兩個人，三個人，一個人，最後他們都“回家”了……
先生的文章，情感總是平和的，我很是喜歡;先生的為人更是讓人肅然起敬，我很是佩服;先生的愛情，更是讓人羨慕。
老爺子和先生於二十四五歲結婚後，直到一九九七年老爺子去世，他們一同度過了六十四載的時光。過去人的愛情總是含蓄的，書中從未提及過“愛”字，但無一不傳遞著“愛”，他們之間的愛，是相依相伴，是互相懂得，“鍾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它地方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能和鍾書對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會嫌棄鍾書刻薄了。我們餓不相投的人保持距離，又好像是驕傲了。我們年輕不諳世故，但是最諳世故、最會做人的同樣也遭非議。鍾書和我就以此自解”。這些無不透露著，先生對老爺子做人做事的懂得，欣賞他所擅長的事情，理解他所不擅長的，甚至偶爾他做下所不擅長的事兒，她便會大加讚賞，由衷的開心。誰不愛這樣的女人呢?這樣的愛，是自由，是包容，是理解，是尊重。這樣的尊重還體現在他們有矛盾的時候，“我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遇事兩人商量。”在教育女兒方面，他們也秉持著這樣的理念，“孩子自己決定，不予干涉”，這樣開明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了一位優秀的女兒。
她這么說，“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鍾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麼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所以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這就是，我們仨的意義。
說幾點，自己額外的思考：
1、他們當年便能出國深造，而，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中的大多數依舊沒有能力出去。錢鍾書和楊絳均出生書香門第，在他們家族中成材成器的兄弟姐妹、叔伯姨舅很多，而普通人家的子女，想要達到他們這樣的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縱向看看，還是有些感觸的。
2、假使他們倆要為了生活奔波勞碌，會不會還是如此的平和、謙虛，甚至擁有較高的人格魅力呢?當然，這只是個假設，我想說明，一個人的品性和他的生活狀況有一定的關係，但至於有多大，還是不知道。像，《走在人生邊上》所說的那樣，人是有肉體和靈魂構成的，生活是由物質和精神構成的，提升自己的物質能力和精神水平、靈魂深度，同樣的重要。
觀別人的一生，矯情點說，像自己活了一次，或許對生活能更理解些，更從容些。願此刻的自己和此時的你都能安然幸福。
楊絳我們仨讀書筆記3
高一語文課上，聽老師講起楊絳先生，然後回家翻開《堂吉訶德》——喔，果然是她翻譯的，1978年，鄧小平曾把中譯本《堂吉訶德》作為國禮送給來訪的西班牙國王——肅然起敬。
楊絳(1920xx年7月17日—)，原名楊季康，是著名律師楊蔭杭之女。擅長於翻譯、文學著作、>戲劇等。著有>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風絮》等，翻譯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等。然而，她的身份，更讓我們感到熟悉的，是錢鍾書之妻。 六年後再讀《我們仨》，仍覺得這是一本開卷便不忍放下的作品。《我們仨》是92歲的楊絳先生在女兒、丈夫去世四年後的回憶錄，全書共三個部分——《我們倆老了》、《我們仨失散了》、《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其中，前兩個部分用夢境的形式講述了最後幾年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生活情感，筆法獨特也有些晦澀難懂;第三部分占據全書大部分篇幅，從1935年她與錢鍾書剛結為夫婦赴英留學開始，在牛津喜得愛女，回憶了一家三口63年來經歷的風風雨雨和更多感人至深的溫馨畫面，語言從容、簡潔，看似平平淡淡，卻閃耀著經過漂洗的樸素生活本來的絢爛多彩。
1935年，初到英國，這對自小被僕婦照顧的新人開始在跌跌撞撞中過日子。為了做早飯，他劃了生平第一根火柴;為了滿足饞嘴的他，她學會用雪利酒文火做紅燒肉;他們把店裡送來的扁豆剝殼又一面嫌棄殼太厚豆太小，剝了好多才醒悟過來“這是專吃殼兒的，是扁豆，我們燜了吃，很成功”;而每天早晨一大甌牛奶紅茶，也成了他們一輩子戒不掉的習慣。她不再是當初不識柴米油鹽的蘇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詩作賦的無錫少年，然而日子卻像搬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鐘書給她端到桌上的早餐，有果醬、蜂蜜，那般甜蜜。
1937年，他們有了女兒錢瑗。錢鍾書曾贈言楊絳：“絕無僅有的結合了絕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其實，我讀《我們仨》，讀出了季康之於默存也如母親一般。在她住院的日子，他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告訴她：“我做壞事了。”他打翻墨水染了房東家的桌布、砸了檯燈、把門軸弄壞了，像一個做錯事情等待媽媽回來的小男孩一般，她說：“不要緊”,回寓後便真的全部修好，讓他信賴、安心、能夠依靠。 1938年，一家三口回到硝煙瀰漫的祖國。他先是赴昆明西南聯大教書，後尊父命去藍田當英文系主任，這期間有來自同事的誤解、有來自家族的壓力、更有來自戰爭的流離顛沛，還好有她信他、懂他、陪他。女兒的成長也是苦難生活的一劑糖丸，“鍾書愛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東西，總說：”Baby no eat.“„她看著媽媽的臉，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語：”Babyyes eat! “她那時約六歲。” 大約每個孩子都是哭著來到這個世間的，因為她們不樂意，來走這一遭要經歷太多痛苦與煩惱，所以佛把這人世叫做婆娑世界。然而當父母把她們抱在懷裡，她們分明又是笑的，笑的那樣甜蜜。或許，她們正是看了這世界太苦，所以來了，想把無盡的歡樂帶給父母，或者想把這個世界的苦痛全部帶走。錢瑗與錢鍾書夫婦的緣分亦是如此。在最艱難的時期，有女兒陪伴，看著她跌跌撞撞成長起來，一家三口苦中求樂、學中求樂，圓圓頭(錢瑗的暱稱)成長為爺爺口中的“讀書種子”,季康完成了《稱心如意》、《弄假成真》等戲劇作品，翻譯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並全力支持鍾書完成《圍城》的連載。 他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然而解放並沒有結束所有苦難。文革歲月，他們被下放至幹校，走出“牛棚”後仍“不能與強鄰相處”,女兒幫助他們“逃走”,一家三口
擠在北師大的宿舍，“阿瑗不用擔心爸爸媽媽受欺負，我們也不用心疼女兒每天擠車往返了。屋子雖然寒冷，我們感到的是溫暖。”這是豁達的一家人，也是默契的一家人，內心的相互支持讓他們捱過這個特殊時期受到的特殊待遇。然而日子再難熬，我讀楊絳先生的文字，感受到的只是她內心的平靜、沉定，她沒有訴說飽受的委屈，她回憶的只是鍾書哮喘發作時一個妻子心中的焦灼和戲稱之“呼嘯山莊”來帶給丈夫略微寬解，她回憶的只是地震時期外文所年輕人和女兒女婿給他們的幫助與關懷。這期間，他們依舊不輟筆耕，她譯完《堂吉訶德》八冊，他的《管錐編》初稿亦已完畢。
1977年，文革結束，他們搬進現在的三里河寓所，生活開始苦盡甘來。之後20xx年的生活，平平淡淡無陰無晴，實則陰晴隱於其中，只是這位耄耋老人已嘗盡人生百味，參透悲歡離合，無一句控訴無一句抱怨罷了。然而，1997年女兒錢瑗去世，1998年丈夫鍾書去世，再參透，她仍舊是想念女兒和丈夫的，於是20xx年這本《我們仨》出版問世。在卷尾，她引用白居易的《簡簡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讀到這裡，我仿佛看見她的心上多添的幾隻飽含熱淚的眼睛，又綻出的幾個血泡。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鍾書是我們的老師。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就是這樣的一家人，相扶相伴跨過半個地球，走過半個世紀，讓孑然一身的漂泊者也為他們感動，也想找個能相知相愛相惜的人，感受家帶來的溫暖與支撐。家，已然不是一處寓所，簡簡單單地容納我們仨，而成為一個意象，成為這一輩子身心的港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