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當劉嘉玲、陳國富和侯孝賢在台上念出“賽德克•巴萊”幾個字的時候，守候在新聞中心裡的台灣記者們頓時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歡呼。在此之前，金馬獎已經把最佳導演、影帝和影后三個最重要的獎項全都拱手送給了代表香港來參賽的《桃姐》，如果連最佳劇情片也旁落的話，那幾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謂“中興”的台灣電影只不過是局限於本土的一場自娛自樂式的狂歡。好在這個假設的情況並沒有成為真正的歷史，《賽德克•巴萊》如願得到了金馬最後的嘉獎，也在質疑聲中為台灣電影“翻滾”的XX年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頒獎禮結束後，我給魏德聖的助手打電話，她第一句話就問，你看過完整版嗎？沒有。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灣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樣。
毀譽參半是否真是因為刪剪過多的緣故？帶著這樣的疑問，在離開台北前的最後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邊的影城買了2張《賽德克•巴萊》的票，從21點40分一直看到凌晨3點多。這絕對是一次不同凡響的觀影體驗，算不上美妙，但極度震撼。從電影院走出來，遊蕩在台北之夜空蕩蕩的大街上，我腦海里被三個字填充的滿滿：不簡單。魏德聖太不簡單了！雖然電影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正如導演的獲獎感言所說的，他做的還不夠好，比如特效太假，情節拖沓，但題材和其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價值早已超越了電影本身。我相信每一個看過《賽德克•巴萊》的觀眾都或多或少會想去了解一下“霧社事件”這段歷史，而這恰恰也是這部電影存在的最大意義。
發現“南部”：台灣本土化意識的覺醒
很多人把《賽德克•巴萊》的成績歸功於台灣觀眾的本土情懷，但據我所知，在這部電影公映前，台灣同胞對“霧社事件”這段歷史的了解也並不比我們知道的更多，僅僅停留在教科書上一筆帶過的簡單介紹。卻不想在魏德聖的推波助瀾之下竟引發了台灣人“全民自修”這段歷史的熱潮，誠品書店裡的暢銷書專柜上，有關“霧社事件”的各種書籍被擺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著接踵而至的買家。
重新發現和解讀這段歷史，無疑是為缺乏歷史感的台灣社會注入了一劑強心劑。雖然有關“霧社事件”的書寫、論述和研究從戰後到現在出現過很多文學作品，但電影作為最受大眾關注的媒介，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此前所有作品的總和。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台灣人會集全島的力量支持這部多災多難的影片？在電影放映結束後的字幕上，“天使•巴萊”的名單里會有包括周杰倫、言承旭在內的那么多台灣人（“天使•巴萊”名單里的人都贊助過這部電影的拍攝）。
事實上，經歷過滅族危機的賽德克作為台灣少數民族的一支，直到XX年4月23日才從泰雅族中獨立出來，人數也僅有數千而已。這幾乎可以說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統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會所同化，即已成為邊緣人。作為台灣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長期被“外省人”所占據，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對大陸的文化想像成為正統，甚至在歷史課本上也較少涉及台灣本島的情況。最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台北人》，十幾個故事的主人公無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繫著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