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霧社事件”，作為一個旁觀者反而會覺得這是賽德克人對日本人的一場無辜的屠殺。很多人由此得出台灣人“親日”的結論，但“親日”只是表象，後殖民主義的社會文化才是導致台灣“親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陸川曾試圖用一個中立的視角來反思戰爭，而《賽德克•巴萊》雖然也是儘量保持著中立的態度，但在後殖民的文化語境下，卻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軍一方傾斜。畢竟台灣目前的現代文明從一定程度上說都要歸功於日本——這個小島上長達50年的統治者，就像電影裡的霧社在日本人的建設下才有了學校、郵局、鐵路等現代文明的標誌。台灣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狀態，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蠻的驕傲之間，他們就像電影裡的花崗兄弟一樣糾結萬分。如果說《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態度是一種主動的歷史性選擇，那么《賽德克•巴萊》里的中立視角則只能是後殖民文化語境下的被迫與無奈。
糾結：身份認同的危機
身份認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簡單說來就是，我是誰？從何而來？要到何處去？
身份認同的危機是“後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問題。昔日的統治者隔斷了他們曾有的歷史和文化，並帶來了更先進的文明。當殖民者退出歷史的舞台，面對已經習慣的先進文明和過去的歷史，如何選擇成了長期困擾被殖民者的問題。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國人、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一樣，這種危機在當下的台灣也同樣存在。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當有根的老一輩逐漸卸任，無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臨著二選一的尷尬。而台灣高校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身份認同上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在台灣日漸式微，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則持續升高，1992年為17.6%，XX年達到52.4%。“去中趨台”是當下的一個趨勢，雖然未必是最終的一個結果。
回到電影裡，《賽德克•巴萊》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魯道，而是花岡一郎。飾演該角色的徐詣帆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並最終奪獎不是偶然，而是因為在這個角色的身上體現出了複雜的矛盾，甚至說是當代台灣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為過。
花岡一郎和弟弟二郎本來也是賽德克人，名叫達奇斯。在日軍“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們從國小習日本文化，長大後成為日本駐守當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兩個名字，兩種身份，他們在對立的兩族人中間扮演者尷尬的角色。一方面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盤日化，另一方面他們依然無法融入日本社會，被日本同事嘲笑“兩個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學歷最高收入卻比日本同行低一個檔次。一張原住民的的臉，就斷絕了他們獲得日本社會認同的一切可能，而他們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蠻狀態，唯有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經忍了二十年，本還想再忍二十年。
最終，賽德克人的起義，他們被迫捲入其中。面對莫那•魯道的問題：你死後是要進日本人的神社，還是要去祖靈的牧場？他無法選擇，只能隨波逐流，並最終先後自殺。花岡一郎選擇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來維護自己最後的尊嚴，但他使用的工具卻是原住民的彎刀。他死前和弟弟的對話是賽德克語，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卻用日語說了句“謝謝”。弟弟的話更叫人難忘：一刀切開你矛盾的肝腸，哪也別去了。而我猜，這也正是台灣人最真實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