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漢有位老人倒地後無人扶起，大家止於圍觀，輿論認為這是“彭宇案”的惡果。我們可以把“彭宇案”當成不扶起倒地老人的理由，卻找不到公共汽車上年輕人不給老人讓座的藉口。武漢的公共汽車都有2到3排“老弱病殘孕專座”，共有4到6個座位，很多年輕人上車就坐在了這些專座上，有人給老人讓座，但拒絕讓座的人更多。南京有位名教授最近還撰文說，公共汽車座位就應該“先占先得”，老年人應當放棄讓年輕人讓座的念想。這種情形，用“彭宇案”就解釋不通，只能歸咎於公民意識淡漠和“缺德”。
現在，大家都在感慨社會誠信缺失、權錢交易、食品商人和醫院唯利是圖、學校違規收費，其中很多屬於制度問題，但歸根結底也是一個道德問題，其根源值得認真反思。反思是一個重建社會道德秩序的過程，它需要有巨觀的視角，從人性、制度、觀念與實踐等多角度切入。道德冷漠的人，常常伴有良心上的不安，這時候如果有一個藉口，就能給不安的良心帶來莫大安慰。這是“彭宇案”的誘惑，我們必須擺脫這種誘惑。(楊於澤)
新華網評：法律必須介入道德領域
許博淵
煙臺一位73歲老人9月26日暈倒在街上而無人救助，醒來後手舉200元錢求助，有青年上前將其扶起，沒有拿他的錢就走了。媒體報導後有論者如此評論：“有專家建議加大對‘訛人’者懲處力度，以法律來懲治訛詐者。道理不差，但救人者尚且拿不出證據，又如何拿出被人訛的證據？法律不是萬能的，強行介入道德領域未必是什麼好事，也管不過來。真正解決‘救人反被訛’，解決類似的老人跌倒之後無奈之下的拿錢‘自救’，關鍵還是從道德上著手。”他還寫道：“如果人人都能獻出一片真心，人人都能見義勇為，必然會匯聚成一股社會正義的洪流。”
“法律不是萬能的”，這點我完全同意，世界上沒人說法律是萬能的，除非傻瓜。但是，法律雖然不是萬能的，但在某些領域，某種程度上是能的。如果因為不是萬能的，就把它放在一邊，連它有限度的能也不去利用，那也是傻瓜。
的確，許多情況下當事人拿不出救人的證據，也拿不出被訛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無能為力。因為法律重證據。但是，我們不能排除在能夠拿出證據的情況下，也把法律的武器放在一邊。例如前不久江蘇如皋的訛人事件，就有公車上的攝像為據。那位訛人的老婦就是在鐵證面前才被迫道歉的。我曾發文呼籲，社會道德必須動用法律武器來捍衛它，搶救它。只此一舉，就可以為道德壯膽，為良心壯膽，同時亦可令那種綁架和xx道德的缺德之人有所顧忌。
事實上，法律已經介入了，只不過是在相反的方向上罷了。XX年南京彭宇一案，鼓樓區法院主審法官就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作如下“合理想像”：“從常理上分析，其(彭宇)與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較大，如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僅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被告未做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雖然此案的最終結果是庭外和解，但對中國社會道德的破壞性無法估量。從此之後，老人跌倒後無人相助的報導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