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這絕代詩聖生命的一大棲息處，這和著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偉大靈魂沉吟的處所——杜甫草堂，早已鹹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園。草堂公園由大廨、詩史堂、工部祠和柴門等景觀組成，給成都人一個清幽的休息場所，也給遠方慕名而來的遊客以精神的慰藉。設施是對過往的紀念，也是對現在的經營。只是草堂，作為一個詩人藝術生命的凝結處，作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糾結點，作為一段歷史的現象台，太有特點了，情緒也太濃重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讀清人顧復初的“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盤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那副對聯，更讓人噓唏不已。莖蘭蘭擔i塵萱薴與杜甫在世時命運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讓人堅信只要確實燦爛過，也就注定會占有輝煌。
草堂足供觀賞，甬道曲折，盡可徜徉，更何況又是細雨迷濛，黃葉鋪地!草堂，草堂，此時此際的草堂在訴說什麼呢?從開元到天寶，《壯遊》，《三吏》《三別》，《jb征》，《秋興八首》，直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代詩史再現了一個時代，僅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這是杜甫的不朽，這是杜甫的輝煌，這也是杜甫的價值所在。舍此，我們又何以瞭然在一個大起大落的時代里，有一個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這些是不必說的。但僅僅如此，就遠不能瞭然杜甫詩歌抑鬱沉雄的內在生命力，也遠不能瞭然士人的用世之志與命運悲劇。這正是文章憎命達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層的人生意蘊所在，也是中國歷史上人才的成就與命運的二律悖反。
中華傳統，士人總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況出身於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寫人生抱負：“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據要津，而且充滿理想色彩——要讓君王趕上傳說中的堯舜，要使全國民風淳樸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運總是跟人開玩笑，歷史也總在捉弄志士仁人。由開元而天寶，張九齡罷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賢能之人想說什麼做什麼都已不可能了。這是國家的不幸，時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圖大志的落空。肅宗即位後，杜甫表面上擁有一官半職，比如左拾遺、華州司功參軍、工部員外郎，而實際上卻難有作為，薪俸也不足以養家。離開中原後，其行跡大略是同谷—錦城一夔州一潭州，同時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黃葉飄到了盡頭。
可是，他的詩作卻從此更加如長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現出一代河山的風雲、生靈的狀貌。它們如鍾，如鼓，迴響在中華歷史的長空。杜甫的命運就這樣確定了，杜甫的歷史角色及其創作成就也就這樣確定了。這時我們再吟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詩句，就會發現，個人的遭際，在詩聖眼中已不算什麼了，此時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苦寒到此已極矣，而憂患、仁慈至此亦已極矣!杜甫之胸懷，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或者說經邦濟世，要的不就是這種德與才么?但是，風雨飄搖中的唐王朝拋棄了杜甫，而歷史卻於風雨飄搖中造就了另一個杜甫。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還是杜甫的幸運呢?歷史總是把一份生命的樸素，讓人咀嚼得百味叢生。流連一番，天色已晚，該走了。細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