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台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饑渴的需求。
需求什麼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裡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吶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麼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只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么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嘆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泄，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泄之前，那份情緒有多么堵塞，多么鬱悶。
台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么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衝擊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說卡扎菲計謀暗殺他，台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喔，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裡的知識之果，台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制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么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麼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迴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制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台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分子或者受制於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作官的私慾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於嘗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