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只是一隻猴子;台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里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么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
那么，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面”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只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么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么多台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傳怎么辦?
不怎么辦!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森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布，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台灣社會的光明面，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面的表現;表現台灣的制度能容忍批評，台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
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
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準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污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麼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辭。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歷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歷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是從石頭裡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鬱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