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對於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制度的研究，我市早在兩年前已著手實施。並於XX年9月份，在總結調研的基礎上制訂出台了《關於領導幹部免職、辭職、降職制度的暫行規定》這樣一個綜合領導幹部免職、辭職、降職行為的規範性檔案。出台並積極實施這樣一個專項制度是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特別是中央《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和《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例》相繼出台後，對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我們積極嘗試和探索。我們經過了深入調查和研究，同時也借鑑和吸收了其他地方如廣東、江蘇等地及我省溫嶺市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結合我市實際，逐步推進。
二、實施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制基本做法1、科學界定概念。根據領導幹部辭職行為的不同性質可以分為因公辭職、自願辭職、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我們對不同的辭職行為都分別作了科學清晰地界定，這是整項制度的前提和基礎。領導幹部辭職制度。主要是指領導幹部本人根據有關規定，通過一定的組織程式，主動向任免機關提出辭去所擔任領導職務以及任免機關責令幹部辭去所擔任領導職務的一種幹部管理制度。領導幹部辭職分四類。一是因公辭職。指領導幹部因工作需要變動職務，依照法律或者政協章程的規定，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委會或者政協提出辭去現任領導職務。二是自願辭職。指黨政領導幹部因個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辭去現任領導職務。三是引咎辭職。指黨政領導幹部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不宜再擔任現職，由本人主動提出辭去現任領導職務。四是責令辭職。指市委根據黨政領導幹部任職期間的表現，認定其已不再適合擔任現職，通過一定程式責令其辭去現任領導職務。2、嚴格把握標準。對領導幹部辭職實施辦法的適用範圍和標準要科學合理，並具有操作性，在具體執行當中要嚴格把握、公平公正，這是整項制度的核心。我們在制度制訂時對領導幹部辭職對象共分成了六大類，有違反組織紀律、工作能力原因、違反黨風廉政建設、民眾評議不過關、政治素質和理論水平及身體健康或其他等六個方面內容。同時我們對每一類分別細化成若干種具體情形，做到能細化的儘量細化，能具體化的儘量具體化。如引咎辭職，主要適用因盲目決策或違反程式決策，導致國有、集體資產嚴重流失或者重大工程項目存在嚴重質量問題，給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還有是因工作嚴重失職、致使管轄範圍內發生有惡劣影響的政治事件、重特大刑事案件、重特大治安事故、重特大群體性事件或者重特大安全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受到領導責任追究的。另外，對領導幹部在思想政治素質、工作能力水平、黨風廉政建設、民眾公認度等方面存在問題，情節輕微，屢次發生又不夠辭職、降職條件的，實行領導幹部辭職、降職記分卡制度，對此類情形按規定進行扣分，三年內累計達到七分的，也應辭職或降職。3、嚴格規範程式。有了標準和具體界定範圍，如何執行好落實好，具體程式一定要規範，要確保程式到位，這是整項工作相當關鍵的一環，關係到制度本身的生命力。為此我們對各種領導幹部辭職行為分別規定了具體程式，力求程式嚴密，操作規範。（1）因公辭職的程式。首先，領導幹部應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辭職，然後由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接受辭職。其中擔任政協常委以上職務的領導幹部，因工作需要不再擔任政協中的職務的，應書面向政協常委會提出辭職申請，經政協常委會同意接受辭職後，報告政協全會備案。（2）自願辭職和引咎辭職程式。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請。辭職者必須寫出書面申請報告，並填寫《市管領導幹部辭職審批表》，報任免機關審批。其次受理申請。任免機關通過組織調查、核實辭職對象的有關情況，在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三個月內予以答覆。自願辭職的，在組織調查之前，先由市委組織部對辭職對象進行談話。引咎辭職的，應根據本人申請書及有關部門對其作出的書面意見，經組織調查，明確辭職對象應承擔的責任。第三，討論決定。根據組織部門調查、核實的情況，由市委常委會決定是否準予辭職。最後，由任免機關按規定程式辦理辭職手續。（3）責令辭職程式。一是調查核實。對擬責令辭職對象，任免機關對其存在問題進行調查核實，並將核實結果與幹部本人見面，聽取本人意見。二是討論決定。根據調查核實情況，由市委常委會決定是否給予責令辭職。三是下達《責令辭職通知書》。被責令辭職的幹部，由任免機關向所在單位和本人下達《責令辭職通知書》，辦理辭職手續。從目前我市領導幹部辭職制度實施情況來看，總體效果比較好。在幹部隊伍建設、規範制度建設、深化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收到了較好的成效，廣大幹部民眾和社會反響比較好，特別是對部分因工作責任心、工作作風、生活作風等方面原因而引咎辭職或組織上責令其辭職的，公眾相當認可，也體現了我們組織上對嚴格執行好該項制度的決心和信心。推行領導幹部辭職制突破了傳統幹部管理模式，其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進一步拓寬了幹部“下的渠道”。領導幹部辭職制的推行，有效突破了一直以來幹部能上不能下的“瓶頸”制約，為建立正常的幹部退出機製作出了有效探索。從我市出台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制度以來，共有25起黨政領導幹部辭職行為，其中因公辭職21起，主要是幹部調整；自願辭職3起，有下海經商，提前退休；引咎辭職1起，主要是幹部生活作風問題原因；無責令辭職的。二是形成了幹部監督工作新機制。“大事不犯，小事不斷”的幹部以前往往難以追究責任，領導幹部辭職制可以說填補了這一空白。通過領導幹部引咎辭職行為，向廣大幹部起到了一個很好的警示，有效強化了對幹部的監督和管理。三是進一步激發了幹部隊伍活力。推行領導幹部辭職制對原先的“太平官”、“糊塗官”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在廣大幹部中引起了較大震動，大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普遍增強了責任意識、自律意識和危機意識。同時，也使得人們對公共權力的要求和定位發生了變化，促使廣大幹部更注重對工作負責，對人民民眾負責，從而強化了廣大幹部的民眾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