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治理青少年犯罪問題僅依靠刑罰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而且不當的刑罰不但起不了預防和懲治犯罪的作用,有時甚至會引起反向的刺激犯罪的作用。如震驚全國的湖南常德張君犯罪集團中的主犯張君在其17歲時因為一次打架,而在“嚴打”期間被處“勞動教養”三年。張君對此一直耿耿於懷,認為僅僅一次打架而被“勞教”三年,受了不公平的對待,從此開始了他對社會的報復之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學家蔡墩銘先生曾言的“不當之制裁反而助長犯罪”的觀點有其深刻性,“脫序行為破壞社會秩序,故其行為應受社會之制裁固無問題,但行為人只應受合理之制裁,倘屬於不合理或不當之制裁,行為人雖無法拒絕,惟對其將來所實施之行為,必有深遠影響,殊屬不可忽視。因之,為避免社會控制之實施,反而助長社會上的脫序行為或犯罪行為的發生,對於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制裁之實施,其妥當性如何,實有待以檢討之必要。” 假如刑罰制裁使用得太廣闊,就會形成濫用。濫用的結果會使刑罰失去公平性與嚴厲性,使刑法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並且,就經濟層面而言,任何的資源均是有限的。因此,任何刑事政策的改革推行,若不考慮成本效率,將會產生“排擠效應”。即投入治安經費增加時,相對地就必須減少其它社會福利或公共建設的支出,因而造成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況且若對犯罪採取強硬措施時,整個刑事司法體系在運行中,反而會對犯罪採取寬鬆的態度,即受到所謂刑事司法熱力學效用的影響。例如立法規定某個罪名的刑罰只為死刑,從立法上看可謂極為嚴厲,但在司法實務中依該罪名判處死刑的並不多,這就是刑事司法熱力學效用的最佳證明。因而可以看出嚴刑峻法是有其極限的。故在西方世界的許多政府,包括德國、英國、瑞典、荷蘭等均設立專門的政府單位,以便能發展,推行並評估犯罪預防策略。
二、傳統犯罪預防措施對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作用的局限性
傳統的犯罪預防措施或稱威嚇主義是指傳統警政及刑事司法機構的嚇阻,長期隔離及矯治策略等,並貶低他種犯罪預防途徑,其處理原則是鼓勵遵循固有權威的合法指令,即強調威嚇主義、隔離主義、應報主義及依賴刑事司法體系對犯罪者施與明確、迅速、嚴厲和公平的處罰。通過維持更有效而強大的警察力量,高比率的犯罪嫌疑犯被定罪,受刑人刑期的加長,常縮減嫌疑犯的程式權利以提高犯罪者被逮捕、定罪和懲罰的可能性。但就我國來說,近年來,不僅青少年犯罪案件的量增加了,犯罪情節也有嚴重化傾向。犯罪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犯罪中暴力傾向日益明顯化 、案情簡單化(臨時起意犯罪的居多)以及團伙犯罪現象尤其突出。故事實證明光依靠促進公共安全的刑事立法與刑事執法對犯罪率和嚴重犯罪的影響是有限的。德國刑法學者賓丁有句名言佳句,稱刑法具有殘缺不全的特徵。刑法只是所有社會控制體系或社會規範體系中最具強制性之一種手段,僅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對於尚未發生的犯罪,卻未必有限制之效。刑事司法制度需要與其他社會控制之機構密切合作,始有效維持社會共同生活所必需秩序,以防制犯罪。“刑罰的規模應該同本國的狀況相適應。在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裡，刑罰給予那些僵硬心靈的印象應該比較強烈和易感。為了打倒一頭狂暴地撲向槍彈的獅子，必須使用閃擊。但是，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化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係，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刑罰只不過是社會用以自衛或防衛犯罪的次要手段。刑罰的規範功能的不完整性意味著刑罰絕非最好的和最有效的犯罪預防手段。
三、當前破窗效應理論在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中的套用
因此,我們認為在青少年犯罪預防問題上應借鑑破窗理論,通過消除犯罪的原因、環境，也即環境的暗示性，而控制大中學生的犯罪。於是,重要的問題在於了解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中,究竟觸動了哪些社會因素可能導致青少年犯罪違法的增加呢?分析犯罪問題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體制轉型期內產生的社會震盪。我國正處於由原有的計畫經濟體制後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現形式。商品經濟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促進社會經濟活力,提高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它嚴重地衝擊原有的價值準則和社會秩序,引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導致價值觀的異化,成為引發犯罪的思想淵源。而青少年時期，是心理發展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青少年，尤其是大中學生正處在高度的社會化進程中，身心發展都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強，拒腐蝕的能力較差，如果受到外療條件的不良誘惑和薰染，就容易發展向反面，甚至淪入違法犯罪的深淵。另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價值觀的多元化,又在客觀上增加了社會控制的困難,以及受社會亞文化的影響。社會價值導向存在偏頗和混亂,使一些青少年過於注重自我和實現自我價值,缺乏起碼的社會責任感,形成了畸形的價值觀,這成為違法犯罪的心理動因。當自己超常的物質欲望和精神欲望通過正常的途徑得不到滿足時,便採取越軌手段以求解決和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