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當前農村基層班子建設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第一，個別鄉鎮對加強村級組織的建設重視不夠。有的鄉鎮只把經濟工作視為主要任務，使基層班子建設與經濟建設脫節。忽視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忽視對基層幹部和黨員管理與教育，不注重後備力量的培養與發展。有的村甚至近XX年沒有發展一名黨員和後備幹部，組織生活基本沒有正常開展。
第二，缺乏健全的村級幹部培養、選拔、任用機制。黨委、政府對於村幹部的培養、選拔和任用上缺乏完善健全的工作機制。靠家族、幫派勢力當選村幹部的現象仍然存在，那些覺悟高、觀念新、能力強，善於促進農村穩定、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優秀人才難以被選拔到村級班子領導崗位上來。有的鄉鎮對村幹部重使用輕培養，對於村幹部的教育和培養抓得不力，資金和精力投入不夠，村幹部出現思想問題時，主要採取調整的辦法而很少採取教育的辦法解決，客觀上難以建起高素質的幹部隊伍。
第三，村級集體經濟薄弱，弱化了村級班子作用的發揮。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多數村級集體經濟實力弱化。據調查，安化縣80%的村年集體經濟收入不足萬元，60%的村年集體經濟收入幾乎是空白，村級集體經濟可支配收入少。特別是稅費改革後，“三提五統”等收費項目取消，鄉(鎮)、村兩級財力進一步減弱，村級組織“無錢辦事”的矛盾更加突出，村級組織為民眾辦實事的條件受限。民眾長期得不到實惠，對幹部缺乏認同感和信任感，導致不少村班子軟弱渙散，在民眾中沒有威信。村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受到很大的抑制，出現基層幹部難選、難當、難留的“三難”問題。
第四，待遇偏低難保障，抑制了村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村基層幹部承擔著促進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重任，但許多情況下他們的責權利並不明確，也不平衡，存在著對基層幹部責任上嚴格要求，但權力上無相應保障，經濟待遇上又不夠關心的情況。這使農村基層幹部難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任務上，對應該承擔的責任和任務只是採取被動應付的態度，影響了村級班子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一是責權不一，心理難平衡。計畫經濟時期，村幹部手中掌管著生產的領導權、勞力的調配權、收入的分配權、實物的支配權、資金的使用權等，“說話有人聽，辦事有人找，當地有威信”。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不斷調整和發展，村級幹部原有的工作權力實際上變空或大部分喪失，而責任卻越來越重，計畫生育工作以村為主、“三收”任務完成情況與村幹部報酬掛鈎等等，責任與權力的不統一，使部分村幹部心理上難平衡。部分村幹部認為，有本事外出打工賺錢，當村幹部是“要蠢不化的人”搞的。許多村幹部存在一種經濟上的“危機感”、感情上的“遺棄感”、政治上的“壓力感”。二是經濟待遇低、難兌現。據調查，目前我縣村支書年平均誤工在200天左右，最多的達300天以上，村主任、文書和計生專乾年平均誤工180天左右。而年平均報酬收入為：村支書1180元、村主任1120元、村文書1038元、村計生專乾854元。全縣60%的村幹部年報酬收入在1000元以下。這樣的工資待遇使許多村幹部無法養家餬口，村幹部普遍認為不划算，即虧了自己，又虧了家庭。即使按這樣的標準許多村也不能及時足額兌現。全縣有40%的村因無法完成鄉鎮的工作任務，村幹部領不到足額的工資數。有的村幹部的工資完全用於填補上交缺口，最多的村一年用村幹部工資墊補達5000多元。三是政治待遇上無奔頭。以前，優秀的村幹部可以招聘為鄉鎮契約制幹部，甚至還可以考錄國家公務員，對村幹部鼓勵很大。政策取消後，一些有能力的農村青年認為村幹部在村任職，最多乾到村支書，既不能進事業單位，又不能進入公務員序列，感到當村幹部政治上沒有奔頭，不願當村幹部。有的在職村幹部則認為“勞多，酬少，前無出路，後無退路”，工作上得過且過，有的甚至乾脆“撂挑子”。四是卸任後生活難保障。卸任村幹部生活貧困的現象較為普遍，全縣6413名卸任村幹部中，生活處於特困狀況的達1308人，占20.4%。為探求解決村幹部老有所養的問題，我縣曾於1996年制定並實施了《村幹部養老保險辦法》，但由於保險體制變化和存款利息大幅下調，不得不於XX年將已收的保險金連本息退還給鄉鎮。縣每年下撥6萬元專項經費到各鄉鎮，由鄉鎮根據財力狀況適當解決。各鄉鎮雖然根據卸任村幹部的任職長短，每年給予了適當補貼，但僅僅是表示意思而已。目前，卸任村幹部的待遇不如農村五保戶、殘疾人、復員軍人和特困企業下崗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