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僅憑直觀感受來評說城鄉教育差距可能會被一些"權威人士"指斥為以偏概全。為此我這裡提供兩個系列的重要數據，即城鄉各教育階段升學率的差距和城鄉中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的差距，以此來進行全面的觀照。
就教育機會的差距而言，在國小階段，除了因高度殘疾而無法入學的極少數情況之外，幾乎100%的城市學齡兒童都進入了國小，而農村每年尚有100萬左右的兒童沒有入學。在國中階段，在《義務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與城市的國小畢業生幾乎全部（升學率為101%）升入國中相比，農村國小畢業生的升學率只有64%，其中貴州、廣西和西藏三省區農村不到50%.到1999年，農村的升學率上升到了91%，但低於90%的省區仍有15個，其中貴州和內蒙分別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國則有130萬的農村少年在國小畢業後即走向社會成為"勞動力"。
義務教育階段城鄉教育機會的差距，到了高中階段進一步擴大。從國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來看，城市的升學率從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農村則從22.3%降到18.6%，兩者的倍數差從1.8倍擴大到3倍，絕對差從17.7個百分點擴大到36.8個百分點。而許多省區內部的城鄉差距要大於全國的情況：1999年，城鄉差距超過3倍的省區達15個，超過4倍的有5個。安徽和貴州省的城鄉差距都在3.6倍（分別為55.7%：15.4%56.2%：15.4%），湖北達到3.9倍（71.4%：18.4%），山東（72.3%：16.8%）和河南（57.4%：12.9%）則分別達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區，城市的升學率都超過了全國城市的平均數，而農村的升學率則低於全國農村的平均數。
關於大學階段的城鄉教育差距，可以用學生的城鄉分布來對比。據對1989全國高校錄取的61.9萬名新生的統計，來自農村的學生占總數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體為基數來換算，可知當年大學階段城鄉教育機會的差距為4.9倍。而隨著高中階段城鄉教育差距的擴大和近年來高等教育"高收費"的影響，相信這種差距90年代末之後進一步擴大了。不過，由於缺少全國的數據，我們難以給予量化。而從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況來看，來自農村的學生只有902人，占總數的17.8%，這與同年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70%形成鮮明對比。通過計算可知，在這兩所生產"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學府，城鄉之間教育機會的差距，若以城鄉高中畢業生的數量為基數，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為基數，則可以量化到10.3倍！
讓我們再來看看城鄉之間因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經費的差距。它在相當程度上涉及教育質量問題。
就全國範圍而言，1993年，城市小學生的人均經費為476.1元，農村為250.4元；城市國中生的人均經費為941.7元，農村為472.8元。差距分別為1.9倍和2倍。到1999年，兩者的差距都擴大到3.1倍，絕對金額分別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將比較的單元下放到省級行政區，城鄉之間的極差將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屬郊區）小學生的人均經費高達879.2元，而安徽農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國中生的人均經費為2157.7元，貴州農村僅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極差進一步拉大，小學生的城鄉差距擴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貴州農村323.6元），國中生的城鄉差距則擴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貴州農村416.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