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政效能低、幹部素質低引發幹群關係惡化，催生信訪問題。部分基層部門及其領導幹部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時，急功近利，利民工程少、“政績工程”多，基礎工作少，形象工作多。制定的改革方案和辦法措施超出客觀實際和民眾可以承受的能力，造成民眾牴觸，引發了社會矛盾。有些基層領導幹部，特別是與民眾直接接觸的部分基層一線幹部在工作上“不作為”、“亂作為”，工作方式簡單，作風粗暴，口無遮擋、隨意放話，議事不公開、決策不民主，偏離公平與公正原則，侵害民眾利益，導致幹群關係緊張。此時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只要有人挑動，就會引起共鳴，形成群體訪,越級訪。
（三）、部分責任單位“抄短線”，過分追求“息訪罷訴”，無原則做讓步，縱容了信訪環境的惡化。當然，筆者不否認，在解決某些信訪問題時，出於穩定的大環境要求，我們適當的做些讓步，可以起到息訪罷訴目的，這也是解決信訪問題的一種有效措施。但這種讓步應該是在原則範圍內的讓步，而不應該無休止、超越法律允許的範圍，否則我們政府做出的讓步只能會適得其反，惡化了解決信訪的良好環境，縱容上訪、特別是一些無理訪、纏訪問題累累發生。
（四）、司法系統的關係案、人情案，司法人員執法不公、形象不佳，引發涉法信訪問題發生。這主要分三種情況，其一是由於執法人員幹警素質低，對案件調查不細、偵查不力、定性不準，證據意識淡薄、法律條款學不透，不願意或不會做民眾的思想工作、耍特權、亂用特權，從而導致案件久查無結果，定罪有出入、自由裁量有失公允性。此時權益受到侵害一方在爭取公正利益訴求時往往會走上上訪的道路；其二是由於執法人員執法不公，因私、徇情辦案，輕者在自由裁量權範圍內作小動作、重者枉法裁判，引發並激化新的矛盾；其三是執法人員形象不佳、出入豪華娛樂場所、行為不檢點，使在信息獲取過程中本來就處於被動的人民民眾對執法人員信任程度降低、牴觸情緒增大，就是你公道處理案件，民眾也懷疑你是司法不公。
（五）、信訪問題的主體是民眾，因此，從上訪民眾本身來剖析信訪原因是必要的。這可以從二個方面來剖析。其一從信訪民眾心裡因素來剖析。在筆者看來，信訪問題涉及道德因素範疇，而政府行為又恰恰是以道德標準來規範，服務民眾是工作宗旨。道德具有自覺性，遵守強度要小於法律訴求。並且廣大人民民眾受到“寧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秀才遇兵有理也說不清”等含有權威以及息事寧人的儒家思想影響，特別是當法律不為人民充分認識時，民眾即使遇到可以由法律來調解的問題，也會先通過上訪來解決，而不是尋求司法救助。其二預期訴求利益最大化的誘惑。當矛盾的雙方或多方主體在彼此雙方的框架內無法解決利益訴求時，便會尋找新的途徑爭取各自訴求所得利益最大化。我國是個傳統的崇尚行政權力文化的國家，其行政權力的巨大作用、行政領導的絕對權威恰恰會給彼此利益訴求形成新的調節空間，其訴求成本低，時限短、限制少、預期利益高，決定了民眾信訪的多發性。實際工作中，某些纏訪、群體訪、無理訪、重複訪就是在“小鬧少得利、大鬧得大利”的歪曲意識中得到了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