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難免出現秋菊面對抓走村長的警車所發出的困惑：只是要個說法，怎么就抓人了呢？這對於司法權威、公信尤其是“親和”並無益處。這裡，筆者不得不再次提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於這一充滿法律理性的“作品”，如果創作它的精英們不儘快對其中某些重要內容做出進一步的解釋和規制，它的運行成本顯然會上升，並很可能帶來“立法”初衷與司法實務的“目標差”。 筆者同時認為，在已經啟動法官職業化改革的步伐後，司法機關應儘快以積極的態度配合理論、研究界開展新一輪的中國自己的法治本土資源尤其是民事習慣的調查，進而完成“揚棄”的梳理，這也是法官職業化後最需要補充的內容。實際上，根據私法自治原則，大量的民事活動有自己的自足體系，過分的干預，尤其是以缺乏本土認同感的移植的法律規則的干預，反而破壞了這種自足。從現狀看，近期的司法改革指向效率的措施居多，追求公正的則略顯薄弱，應當承認，公正與效率是一對矛盾結合體，完全的調和不可能實現。從全民族社會規範的重建角度，法官利用司法活動做出的指引，根本的還是應當指向公正。在我們的周圍，公正缺失，已經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結構性的破壞，如果過分強調未及與社會接受能力磨合的效率，就象強行超車，難免傷及司法權威自身。 所謂“程式”者，從詞語意義看可以表述為按時間先後或按既定步驟安排的活動次序，於法律意義上,程式則表現為做出司法裁判所必須依照的法定順序、方法、和手續。對於司法活動，程式的意義極為重大，離開法定程式，民主、公正這些基本價值無從體現，訴訟活動無法進行，當事人在訴訟中會無所適從，並會無限擴大訴訟成本，破壞司法效率。從對司法權的公信與“親和”角度，現實中幾乎所有的負面問題均可歸咎於程式的瑕疵或缺失，正是由於程式的隨意性和非公開化，給中國的傳統司法文化留下了硬傷，讓人對司法權望而生畏，才使得我們引進現代司法制度的路途更加艱難和漫長。 為使司法權“親和”於現有社會公眾的司法認知，筆者認為，在構建和設計民事訴訟制度這一極為繁複的工程中，除了“公正與效率”的主題外，我們還應當關注“程式安定”的命題。這是因為，從司法權設立和設計本身而言，追求秩序的安定是司法活動基本的目標之一，這是程式安定的法理基礎，民事司法制度也不例外。無論是權利保護也好，糾紛解決也好，都指向建立一種穩定的人身或財產關係，除了民事實體法之外，程式法也需要追求這種穩定的秩序。“法治”與“人治”相比，可以給人帶來穩定與信任是法治重要的優勢，但如果僅僅是實體法給社會提供了一個可預測的結果，但這一結果卻因為程式法不穩定的原因不斷的被修正、變更，司法制度就不能給人們帶來安全感。由此可見，程式安定的要求是法治社會題中應有之意。舍此，司法權無從發生，也無需存在;同時，秩序安定的建立還可以降低社會運行成本，促進形成穩定的社會關係，有利與社會生活的全面進步，這又使得程式安定具有了相應的經濟學基礎。這就構成我們提出程式安定命題的理論準備。 對於這一命題，一般認為起碼應當包括如下基本原則： 程式的公開。當事人必須可以對程式有或有渠道做出準確的認識和判斷，法官也無權通過非公開的方式對程式施加任何影響；所有的訴訟活動都必須在公開的環境下進行； 程式的時空連續。程式本身即包含一定時間、空間順序排列的特性，民事訴訟一旦啟動，就必須按既定階段層層推進，不能任意停止，非因法定也不能混合或交叉使用程式； 程式不可逆轉。程式終結、程式某一部分結束或裁判做出即不可再被提出、恢復或重新啟動，司法活動的參與人、其他權利體系都要受自己過去言行拘束。法官也必須受到此種約束； 程式及時。程式為所有參與者提供標準時間要求，使之不得任意處置、改變或拖延訴訟行為，以提高司法效率，保證程式公正和實體公正。 應當說，我們的現行民事司法制度的設計基本體現了上述原則，但是由於曲解“實事求是”原則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適用，機械的追求“客觀真實”，過分的強調法院、司法權的強制性、干預性等思想的影響，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還存在著種種與現代司法觀念不相適應的弊端。結合各國司法改革的成果看，以下方面的改進將可能在短期內對這些弊端的革除顯示出意義。 貫穿始終的公開制度。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要想當事人從司法活動中獲得最高的安全感和信任，審判活動的所有環節就必須在儘可能公開、透明的模式下進行，做到訴爭提交在法庭，舉證、辯論發生在法庭，說理、裁判體現在法庭。而我們的主要問題則表現為法官參與當事人一方訴訟活動過多，不能充分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訴爭中的對抗，不能體現法官在裁判中的消極的中立，法院未能擺脫行政管理模式，行政領導對案件審理有非常明顯的干預權，審判委員會制度對公開審理構成制度性障礙，裁判文書說理不足等等。最近，筆者又發現一種法官成為傳媒寵兒的傾向，部分法官頻頻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以案說法”，筆者認為，法官身份還是應當遠離聚光燈的，否則這又是對法官形象和公開原則的一種新的破壞，這急需真正的行之有效的，符合法治精神的而不是適用於普通公務人員的法官行為規則加以統一。筆者認為，有關公開審判的諸問題應當是短期內民事司法改革最急需展開也最容易實現的目標； 訴爭不變的原則。現存民事訴訟制度中存在的法官可以主動追加、變更當事人、當事人在訴訟進程中可以隨時變更訴訟請求等現象，是對這一原則的背反，這將破壞當事人對訴訟本身結構的安全感。從目前改革的態勢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的相關條款所體現的“立法”本意，我們有可能通過制度建設明確訴爭不變的原則，即訴訟程式一經啟動，程式的各個因素包括當事人、標的、事實、理由及其結構都不得變化，當事人不得通過提出新的請求阻礙、推遲程式發展，法官不得主動更換或追加當事人，不得超越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做出裁判； 引進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兩大法系的民事訴訟模式，即所謂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各有利弊，但現、當代以來，融合趨勢大為加強。我國長期以來被認為採取的是職權主義的模式，甚至為追求客觀真實的目標，擴大了法院職權的範圍和主動性，傷害了以當事人為主體的訴訟結構，也造成了法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