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最佳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最佳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於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於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於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後，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XX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XX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於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XX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XX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XX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
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勸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路，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範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後，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