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的考慮；二是當事人的再審理由有時也並不影響原裁判結果的正確性。前者使我們認識到一個案件有時不一定只有一個結論，而後者則使我們窺見了程式與實體的一種新的辯證關係。 審判監督改革與司法公正 我們還不能夠拿現時的司法公信力與美國及西方等已開發國家相比較，但觀念的落後，制度的缺陷已使我們目前的司法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突出表現在法院部分生效裁判受到來自社會監督部門和公眾的質疑甚至否定。一群龐大的申訴大軍穿梭於各級政府和法務部門之間，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推翻法院現有的生效裁判。這一令人憂心的現象困憂著人民法院，法官們感到困惑的不僅是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更是感到我們的司法公信力怎么會如此地脆弱以至於對法院的影響而使法官在公眾中的形象下降。於是一大批法律人在反思，更有人一針見血的指出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根源在於觀念的落後（這裡應含法制觀念和司法觀念），制度的缺陷。筆者持贊同意見的同時，不能不對這種現狀的存在對司法公正及法制進程的影響而憂心。 因而有人說：現行的審判監督制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是的，改革和探索是健全和完善司法體制，加快法制進程，促進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經過幾年來的探索，理論上的研究漸趨成熟的同時，對如何進行改革，卻有著多種聲音。有人從既判力理論來認為應取消現行的審判監督程式制度，有人則另劈溪徑主張改現行的二審終審為三審終審等不一而足。應該看到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均存在著再審程式制度，只是機構、名稱不同而已。我國兩審終審制外加審判監督程式的訴訟模式，經過幾十年的司法實踐，已證明了不論是從節省司法資源，還是從減少訴訟成本上，都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中國人傳統的法律觀念。由此筆者認為改革並不一定是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訴訟模式，以其付出這樣的代價，不如在現有的制度上儘快革除司法操作上的弊端，使之完善，進而推動審判監督程式制度改革的進程。 前述筆者只所以認為申訴不是訴，申請再審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是基於當事人的申訴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申請再審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權。筆者始終認為現行審判監督程式存在的價值就在於申訴權在司法領域已有了延伸的表現，只是未能以訴權的模式加以定位而使得在司法實踐中並沒有起到其應有的作用，申請再審的規定在實際操作中的弊端也顯而易見，已為理論和實務界所共認。應該說將現有的審判監督程式作為一項重要的訴訟程式單列並加以完善，是目前審判監督改革所面臨的重要任務。而本文要說的司法公正，從法哲學觀點出發，是在保持訴訟程式公正的前提下，相對地使實體公正得以實現的法律層面上司法公正。筆者前述列舉的現行審判監督程式種種的弊端使司法公正受到局限的表現就在於當事人申訴的無序，當事人可以以任何的理由隨意地到處申訴和上訪，相關部門、社會公眾對法院的監督以及當事人申請再審與法院自身決定再審和檢察機關抗訴並存的無序的局面。試想一個案件受到這樣無止境的挑戰被反覆的審理或多次的裁判，司法權威被人為的淡化，司法公正又從何淡起呢。因而對審判監督程式本身的改革對樹立司法權威，實現和維護司法公正將至關重要。 審判監督程式改革的構想 將當事人的申訴、申請再審統一定位為再審之訴。按照訴權的模式定位當事人的申訴權利。這不是取消當事人的申訴，而是為了強化當事人的申訴，改變以往對當事人申訴權沒能足夠重視，使其到處申訴、上訪而給法院帶來的被動局面。而對申請再審的重新定位，是因為現行的法律沒有規定它與當事人起訴有同樣的效力，使得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申請再審缺乏與起訴同樣的重視程度。因而應在民事訴訟中建立獨立的再審之訴，將啟動再審的權利交給當事人，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程式化，包括再審之訴的統一格式、再審的級別管轄、提起再審的主體、再審的時限、再審的次數、審理方式和審理範圍等。 取消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樹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真正做到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使人民法院保持自身的中立立場，居中裁判。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不管是否能保持其中立者的地位，就其與民事訴訟的目的及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亦相違背。況且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的案件，大都來自當事人的申訴，既然賦予了當事人以申請再審來啟動再審程式的權利，繼續保留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就成為多餘和沒有必要。一份錯誤的生效裁判，直接的受害者是一方的當事人，而不是法院。當事人就發現的錯判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法院為了追求裁判權責歸屬之精確，啟動再審而將已確定的法律關係再次置於不確定之中，與人民法院裁判的目的又相違背。 限制和弱化檢察院的民事、行政抗訴權。對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抗訴的正當性的認識已趨於一致，而在民事、行政訴訟中對檢察機關抗訴啟動再審存有較大爭議，有兩種觀點，其一是主張取消其抗訴的權利；其二是主張弱化這種抗訴權利。如果從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利益的法律代表人的地位出發，對訴訟中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引起國家資產大量流失等情況，國家公權力能坐視不管嗎？顯然取消其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利至少從目前國家的法律監督理論上是不可取的。但必須僅限於此，不能涉足純私人的領域。因而在保留檢察機關抗訴權利的同時，對此予以限制和弱化。 明確發起再審的法定理由。現行審判監督程式中的不確定性還表現在對確有錯誤這一發起再審的理由的質疑和對違反法定程式可能影響裁判的正確把握上。法學理論和實務界對何為確有錯誤的理解和分析已告訴我們這一提法的不科學，而對違反法定程式的理解首先是何為法定程式沒有明確，相反，影襯的是實體的重要性，而忽視的恰恰是程式公正的價值意義。應該說這是一種表述上誤導，而使當事人與法院在對某一案件的理解上出現爭執的情況。因而對發起再審的理由從程式和實體上應作出統一的規定：如違反法律規定，應當迴避而未迴避的；應當開庭審理而未開庭審理作出判決的；未經合法傳喚而缺席判決的；遺漏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