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不變的假設前提下才成立的，而且遞增與遞減規律並不能說明城市越大越好，而只是說明城市規模發展有一定極限。在這個“規模極限”沒有到達之前，還是規模越大效益越高。 城市化過程是社會經濟結構加速調整、演變和提升的過程。人類社會經濟結構，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是一個經濟結構變化非常緩慢的歷史過程，而由於工業化引起的城市化過程，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起到了加速推動作用。首先是城鄉結構的變化。城鄉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變，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化率也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自然轉移過程。其次，城市與區域產業結構的演變與提升，最明顯的是一次產業比重的持續下降，二次產業比重先上升而後下降，三次產業比重持續上升，這個規律的一般趨勢現在似乎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了。但是對這個規律表現出來的階段性、制約條件及城市個性特點關係的認識，有人還是十分模糊。如一個旅遊城市與一個工業城市比較三次產業高低，判斷誰更合理是毫無意義的。 城市化過程是社會治理結構不斷演變、催生和進步的過程。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演變，城市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衝決一切過時的、僵化的管理體制和規制的束縛。城市就是一個大市場，城市體系既是一個生產體系，也是一個市場體系。市場經濟的規律必然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它也要求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各種規制和體制的保護。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包括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國有企業改革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符合這個方向要求的。 城市化建設的國際經驗證明，必須提高城市集聚的程度，目前我國除香港外，還沒有一個城市稱得上是“國際城市”。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有代表國家的國際城市來參與世界分工和國家競爭。 世界知名國際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等均對樹立本國形象、加快本國與世界的經濟交流、帶動當地經濟飛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隨著黨的xx大開啟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我國以城市群和城市集團為標誌的城市化步伐必將進一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