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城市的社會結構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出現了大量外省市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和流動人口。二是街道大量的集體經濟企業的轉制，導致大量的職工脫離了單位，沒有正式工作單位的人愈來愈多。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單位的社會功能逐漸萎縮，單位不再提供住宿、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使這些居民對單位的依附關係逐步解體，他們變成了社會人，社區成為他們的歸宿。三是各種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大量出現，游離在傳統的單位為主、街道為輔的二元主輔結構之外。同時，隨著城市建設、住房體制改革和商品房開發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居民開始混雜居住在小區樓盤之中。
然而，在區域組織格局中地位弱小的街道黨工委和辦事處無力承擔起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需要他們承擔的大量資源整合、利益協調、公共服務和社會穩定的功能。為應對日趨成型的城市多元社會結構給傳統黨組織建設和社會管理模式帶來的挑戰，有效地彌補黨組織建設的空白點和社會管理的盲區，xx市先後出台一系列政策，推進社區改革。一方面，街道通過建立社區黨建聯席會議制度、社區事務協商委員會等機制，提高街道黨組織面對區域性工作的組織和整合能力。另一方面，賦予街道新的事權和管理權力，並實行新的財稅體制，使街道財力逐步增加，提高街道的工作地位。
在黨的執政體系和城市政府管理體系中，街道越來越被賦予以基礎性地位。在社區中各類組織交織的關係網路中，街道黨工委、辦事處日益成為最關鍵的聯結點。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區域經濟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各項工作之間的聯動性日益提升，xx街道黨組織逐步形成了“區域大黨建”的整體工作格局和工作思路，著力建設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能力、整合區域內的各種資源、全面提升社區管理水平。xx年，xx新村街道黨工委改建成xx社區（街道）黨工委，建立社區管理委員會，對區屬派出單位實行雙重管理制度，使街道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上的協調權落到了實處。xx年前後，xx社區（街道）實行體制改革，按照大系統、寬職能的設定，社區黨政內設機構全面整合，社區（街道）黨工委成為社區建設和社區黨建的領導核心。
在自身作用和地位得以提升的同時，xx社區（街道）黨組織切實擔負起領導社區黨建和社區建設的職責。xx年前後，為增進對兩新組織黨員的服務，開拓基層黨建的新領域，xx社區成立了以“兩新”組織為工作目標的黨建辦，著手建立了一系列新型基層黨組織載體。1999年，xx社區成立了xx乃至全國第一個不依託單位而是依託整座商務樓宇組建的聯合黨支部--“嘉興大廈聯合黨支部”.隨後，街道黨工委在“兩新組織”中建立了大量的“新經濟組織黨支部”,如在一個企業內部建立的獨立黨支部，按照“行業”和“地區”為單元成立的聯合黨支部，還有按照黨員的職業和社會屬性，探索成立的“社區保全隊聯合黨支部”、“大廈青年知識分子聯合黨支部”等。XX年，xx社區開始探索從“支部建在樓上”向“支部建在片上”轉變。新型的社區黨建更多地體現了“區域性大黨建”的開放性、互動性特徵。目前，xx社區黨組織已形成了“三縱三橫”的網路化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