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犯罪現狀的特徵 １、從案件數量上來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數量一改前三年不斷上升的狀況整體呈現回落的趨勢。資料統計，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數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訴數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１３.５％和１９.７％，職務犯罪案件的立案數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別增長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訴數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別增長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職務犯罪立案數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別增長了５.５％和４保福ァ５攪耍玻埃埃材輳統計數字表明，上述狀況出現了重大的轉變。據統計，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數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年度同期分別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訴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年度同期分別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職務犯罪的立案數從上一年度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別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見表一）。從上述資料當中可以看出，在開展“嚴打”鬥爭的過程中，案件數量在初期呈現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趨勢，在２００１年達到了頂峰，而隨著“嚴打”鬥爭的深入，這種趨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數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嚴打”鬥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的成果，社會治安環境正在朝著好的方面發展。 ２、從案件類型來看，侵犯財產犯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繼續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財產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兩者占所有刑事案件總數的８０.４％。從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數字對比來看，侵犯財產案件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且都開始呈現回落跡象。以起訴被告人的數字為基準，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訴侵犯財產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訴侵犯財產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長了２６.１％，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長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訴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６２３９人，侵犯財產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總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訴侵犯財產案件的被告人人數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數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長２.４％，但比去年與前年同期增長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從前一程式的批捕人數來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經下降了２.１％，可以預計今後一個階段起訴數字也將出現負增長。批捕、起訴重、特大案件的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別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說明隨著“嚴打”鬥爭的深入開展，司法機關將重、特大犯罪作為打擊重點，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見表二） ３、從犯罪主體來看，無業人員、農民、兩勞人員、外來人員是當前刑事犯罪的主流。這四類人員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兩勞人員是無業人員，絕大部分外來人員是農民。據統計，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無業人員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總數的４５保矗ィ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總數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農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訴被告人總數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總數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兩勞人員有８５１人，占總數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總數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外來人員有１５２２人，占總數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總數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這四類人員的犯罪已成為我市治安的一大隱患，犯罪類型集中在侵財類案件，主要是盜竊和搶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結合地區尤為突出，如玄武區院辦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搶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來人員，占９８.６％。從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訴數字對比看，無業、兩勞人員人數在逐年增加，無業人員已超過被告人數的一半以上，這應該值得我們的注意。（見表三） ４、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犯超過總數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檢察機關收到生效判決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決總數的１.３％，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決總數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決人數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決總數的４保罰ィ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決人數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４４人
，占判決總數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保常ィ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見表四）。判處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等的人數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緩刑人數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數比例不斷攀升，說明我市在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控制社會犯罪方面乏力，這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５、職務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點領域和熱點行業滲透。一是縣處級以上幹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顯的高層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處的涉嫌貪污賄賂職務犯罪的人中，縣處級以上幹部有１４８人，占總人數的２８.９％熎渲校玻埃埃蹦晗卮級以上幹部案件數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廳級幹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職務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別是局以上幹部犯罪案件增多現象值得重視。如原省民政廳副廳長程韶韻（正廳級）、原省體改委副主任閆懷民（正廳級）、原省保險公司副總經理薛仁雲（副廳級）因受賄被查處。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當前，職務犯罪涉案金額越來越大，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幾十萬、上百萬的案件已屢見不鮮。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處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數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數額在１０萬元以上。如中信實業銀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長助理孔朝暉挪用公款８５００萬元，xx市國稅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員孫俊受賄６９萬元等。三是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犯罪所占比重長期居高不下，顯出易發和多發的特點。近幾年查處國有企業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總數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辦此類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數的７１.２％。近年來查辦國企犯罪呈現出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虧損企業人員犯罪突出，如新在線上械廠、三樂集團、奶業集團等虧損單位發案都比較高，虧損企業已成為國企人員犯罪的高發區。二是“５９”現象突出。從犯罪者年齡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國企犯罪人員都處於“５９”年齡段，如江蘇省中央企業物資聯合公司副總經理吳觀海貪污案，xx電力變壓器廠廠長王有喜受賄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臨退休前撈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險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隱蔽。６３.５％的國企犯罪人員文化程度都在大專以上，具有較高智商，反偵查能力強。四是窩串案現象較為嚴重。為了謀取私利，某一個單位或部門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間往往相互勾結，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體犯罪明顯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辦職務犯罪窩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數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檢察機關查辦的江蘇省罕見的特大受賄案——原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總經理黃加彬受賄人民幣１６５萬元案件中，一舉挖出了該公司原總經理、副總經理、副總工程師等１５人受賄窩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產等重點行業和熱點領域職務犯罪較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產部門作為近年來國家扶持的重點行業和熱點領域，近年來已逐漸成為職務犯罪新的易發多發地帶。去年，全市反貪部門在交通系統嚴厲查處了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等交通工程領域一批職務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統立案查處職務犯罪案件１７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產開發領域立案１５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檢察機關今年查辦的xx人口管理學院副院長朱秀雲（正廳）受賄案，揚子石化公司房產公司總經理范啟盛受賄１０１.０７萬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我市政法機關認真貫徹“嚴打”方針，打擊職能得到了全面發揮：偵查機關調動了大量警力，超負荷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兩級法院依法從重判處了一批犯罪分子，體現了法律的威懾力；檢察機關堅持從重從快方針，明顯縮短了刑事案件的訴訟周期，迅速地辦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職務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陳正平投放危險物質案，案發當日，檢、法兩家就及時地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公安機關在３天內將案件偵查終結，檢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後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訴，９月３０日開庭審判，犯罪分子在一個月內被正法。政法機關對犯罪的高壓態勢有力地維護了我市社會治安的穩定，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在打擊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還存在的幾個方面的問題： １、執法理念還存在偏差。長期以來，由於我們對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單純地以案件數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壞和專項打擊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觀上促使司法機關圍繞數字做文章，放鬆了全面工作，忽視了對犯罪的預防工作，法律效果難以客觀反映，政治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也難以統一。在執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現在：（１）重打擊輕防治，將打擊和預防、治理分離，集中力量搞“人頭”數、案件數，造成案件數量的非正常上升，對刑事犯罪片面地強調打擊壓制，而對引發犯罪的因素關注不夠，沒有從消除不穩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來有效地預防犯罪，打擊和預防“一手硬，一手軟”。（２）重運動輕基礎，對於刑事犯罪活動，司法機關每年不是搞“嚴打”就是來幾次專項鬥爭，毋庸諱言，“嚴打”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犯罪確實起到了震懾作用，但作為一項重大刑事政策，必須與社會犯罪狀況相適應，必須與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統計表明，雖然司法機關通過運動式刑事司法嚴厲地打擊了刑事犯罪，但對於預防社會犯罪、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工作卻沒有做深入的研究，也無暇顧及，這種單一打擊的手段使處理複雜的犯罪問題過於簡單化，助長了形式主義、依賴運動的舊的風氣，造成了司法資源的緊張或浪費，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問題。（３）重實體輕程式，在嚴厲打擊犯罪的過程中忽視程式法應有的獨立價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式違法行為合法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