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重點放在實體的定罪上，遵守程式法的規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羈押、違法監視居住、不符合條件地延長拘留期限和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等現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懲治輕保護，片面地強調從嚴從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訴可不訴的儘量起訴。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偵，變相羈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擊犯罪和保障～上的雙重功能，不能正確運用《刑法》規定的“但書”條款。（５）重懲罰輕教育，對刑罰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認識，忽視了對有挽救餘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遠離犯罪的教育，忽視了減少社會中引發犯罪的各種不利因素研究，喪失了讓一部分犯罪人回歸社會，造福社會的良機。 ２、打擊重點不突出，針對性不強。從判處輕刑的大量案件來看，我們絕大部分的司法資源消耗在輕微刑事犯罪上，這說明打擊重點還不夠突出。使用打擊手段控制犯罪的重點應放在有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犯罪和重大的職務犯罪上。雖然去年案件總量較大，但處理的主要還是犯罪性質、情節輕微的案件，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罪與非罪之間的邊緣案件。如盜竊這一多發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僅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為販賣少量毒品和容留一、兩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別是辦理的涉槍涉爆案件，大多屬情節輕微，可不作為犯罪處理，但我們卻在這方面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打擊犯罪是為了謀求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犯罪問題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時與社會大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動機和造成犯罪的社會根源是我們打擊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從目前情況看，我們在辦理刑事案件方面還主要停留在以打為主的事後裁處層次上，沒有對多次“嚴打”、專項打擊行動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系統研究，沒有從根本解決治安問題的高度，綜合運用多種相互配套的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進行事前調控的角度入手。在社會轉型期間，複雜的矛盾衝突和社會運行機制的不穩定是犯罪現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況而言，城市化進程加快和人員流動頻繁、國有企業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導致的失業率上升和職工生活困難、原有抑制犯罪的社會機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會、村社）功能異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導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針對這些問題我們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夠大、效果不夠明顯。雖然我們一直在開展諸如流動人口管理、創建無毒社區、預防青少年犯罪等綜合治理工作，但打擊、預防和綜合治理等措施銜接還不緊，還沒有形成統籌規劃、有機結合、責任落實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後果就是對犯罪控制心中沒有底，對穩定的追求往往通過經常地反覆地打擊來加以實現。 ３、考核評估機制缺乏科學性。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以打擊人頭數、查辦案件數作為我們工作成果的衡量標準，以簡單的數字相加作為考核評估的標準，卻忽視了預防和治理的成效。這種考核評估方法使一些部門和單位將人頭數、案件數與經濟利益、排名先後緊密聯繫，強調數字指標而丟棄預防和治理的基礎性工作。實際上，人頭數、案件數的增加非但不能說明一個地區打擊和預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卻恰恰說明這個地區在社會治安方面還存在很多的問題，說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當然，有案不辦，危害社會更是不允許的，關鍵是我們必須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地看待刑事案件的發案率，而不應該片面地考慮數字的問題。倘若一個地區社會秩序穩定，人民民眾安居樂業，發案率低則恰恰說明了我們的維護穩定的基礎工作紮實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頭數、案件數，結果是造成幹警們超負荷地工作並承受極大的壓力，不能實事求是地去開展工作，相反為了糊弄數字、應付上級而刻意搞許多脫離實際的花頭。除此之外還帶來三個方面的負面效應：第一是打擊重點無法突出，辦案單位將精力集中於辦理簡單的“一案一人一筆犯罪事實”的案件，因為這類案件辦案周期短，投入少，卻還有相應的人頭數、案件數。第二是打擊不徹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後偵查機關就認為完成了任務，“人頭數已經算過了”，不願再將力量花在深挖餘罪、補充證據和擴大戰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訴訟成本，輕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結果。為了要數字，有的隨意啟動刑事訴訟程式，把一些可作行政處罰的案件升格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時出現公訴搶自訴的飯碗的怪現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會的毒瘤，是遲滯社會發展的不利因素。隨著經濟的發展，犯罪現象在一定時期內仍然突出，僅依靠打擊是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多年來打擊犯罪的規律是：打了一撥又一撥，鏟了一茬又一茬，可謂層出不窮，源源不斷。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應該是打擊和預防並重，兩者有機地結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們認為，今後政法機關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轉變執法理念，既要打擊又要預防，打防並重。就今後對刑事犯罪打擊的重點來看，要繼續突出對有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犯罪的打擊力度，實事求是地從重打擊，有一個打一個，絕不縱容姑息。對量刑比較輕的刑事犯罪採取以預防和治理為主的策略，從而使刑事犯罪在整體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總量下降。打擊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預防雖同樣要花費一定的成本，但相對於事後無可挽回的損失而言我們的付出還是必要的。從這個角度看，預防對犯罪控制來說是經濟的，與刑法的謙抑價值是相通的。在當前社會犯罪處於高峰的狀況下，預防犯罪顯得更為迫切。成功地預防一批犯罪行為的發生，降低刑事案件總量，這與我市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目標是一致的。反覆地進行“嚴打”、專項鬥爭，社會對立面越多，不穩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數量隨著打擊的深入而不斷地攀升，隨著打擊的結束而出現回落，只能說明犯罪的嚴重狀態和處理方法不當。真正把預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數量相對減少就成為必然趨勢，這才符合客觀規律和穩定的要求。 就職務犯罪控制而言，打擊和預防必須齊頭並進。一方面，我們將最佳化偵查機制，集中力量查辦大要案。針對當前職務犯罪跨地區、跨行業，案情複雜，牽涉面廣，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日趨增強以及案件線索來源不均等問題，全市反貪部門應積極致力於在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