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活在本村，但不享受集體經濟分配的出嫁女及其配偶、子女，嫁進本村的媳婦及子女等，上一屆登記為選民的，應繼續給予登記；上一屆未登記為選民的，本人提出申請，由村民選舉委員會決定或提交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決定；“村改居”前屬於上述情況的，上一屆登記為選民的，本屆應繼續登記為選民；上一屆未登記為選民的，集體經濟已剝離的社區居委會，可登記為選民，集體經濟尚未剝離的，本人提出申請，由村民選舉委員會決定或提交社區居民會議、居民代表會議決定。在具體操作中，由於理解不一，標準也不統一。有的地方採取簡單辦法，嚴格一種標準，如戶籍，而另一些地方則標準過於寬鬆，選民也由此認為區縣、鄉鎮或村選舉委員會違規操作。有的村對有爭議的人群通過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參選範圍，但由於家族勢力影響，兩派勢均力敵，爭論激烈。又由於缺乏法律依據，使基層難以把握，有不少村民圍繞選民資格界定問題上訪，其爭論的焦點就是參選的範圍如何界定。 我們認為，由於城市化進程加快和戶籍制度的變化，原來單一的戶籍標準確定選民資格已經越來越難以籠括複雜的農村居民群體的身份了。但是，由於村集體資產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任何單項的村民資格認定都會帶來連鎖反應。如果接納某些外來在村居住 1年以上的人口為選民，那么，他們是否可以擁有集體資產的處理權等。在當前時期，不適宜制定全國統一的標準，最好授權地方根據實際制定標準。 第五、村委會屆期和厭選問題。《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委會每屆任期三年，屆滿應當及時舉行換屆選舉。任期三年依據的是原《憲法》規定，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但現在《憲法》已將“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基層的同志普遍反映，村委會每屆任期三年過於短暫，應當改為五年一屆。村委會換屆選舉是一項法規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每次組織都要占用各級尤其是鄉鎮黨委、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有的村甚至需要用近半年的時間組織實施；為做好三年一屆的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各級民政部門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村委會組織法試行及正式頒布實施以來的實踐已經證明，村委會成員三年任期的第一年，主要是熟悉情況、制訂計畫，第二年安心工作，第三年就要考慮下一屆競選的問題，真正能夠靜下心來乾工作的時間只有年余。如果把村委會的任期改為五年，對於絕大多數村委會成員而言，安心工作的時間將有三年以上；對於各級黨委政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從村到省的各級組織，也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大幅度降低換屆成本。 一些同志認為村委會三年任期過短，從而導致換屆過於頻繁的弊端越來越明顯，主要有：（ 1）不利於農村經濟發展，使當選的村委員成員產生了“一年看，二年乾，三年等著把屆換”的思想，不利於其專注於村務工作，也不利於村內中、長期規劃的制定和實施。（2）誘發了農村不穩定因素，不利於社會穩定。當前，由於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對法律、法規理解不透徹，相關法律、法規還不盡完善，加之農村宗族、派性等思想影響，導致換屆選舉期間積存矛盾爆發，不同派別之間明爭暗鬥，甚至大打出手的情況屢見不鮮，農民集體上訪、越級上訪事件陡增，發生農村局勢失控的危險性也隨之上升。頻繁換屆，使得這種局面出現的頻率大大增加。（3）村委會換屆頻繁，加重了各級，特別是基層黨委、政府的工作負擔，不利於他們致力於發展經濟等中心工作。每次村委會換屆選舉，都需要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層層部署，由鄉鎮具體組織各村進行選舉。為此，鄉鎮要為所轄的每一個村派駐工作人員進行指導和監督，對情況複雜的村還要增加人手。這樣，常常會出現選舉期間鄉鎮民政、司法、人大、組織各口傾巢出動，形成“空城”現象，嚴重影響了其他工作的正常開展。（4）村委會換屆頻繁，加重了農村的財力負擔。由於某些村村民的民主意識淡薄，存在“不發補貼不投票”的觀念，迫使這些村為提高參選率給村民發放現金或實物補貼，每次投票都需要支出數千乃至數萬元，增加了財務支出，形成不必要的財力消耗，削弱了村集體經濟實力。此外，村委會任期過短，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村委會監督失控的問題，反而增加了目的不純的當選者大搞權力尋租、以權謀私的“緊迫感”。從實際情況看，能否對村委會形成有效監督，關鍵在於“村務公開”、“民主議事”等制度的完善與落實。 在村委會屆期問題上，要充分平衡選舉的工作負擔和選民一次授權時間過長的問題。從選舉成本上考慮，減少選舉次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些同志認為選舉過多誘發了農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恰恰不是選舉的問題，而是選舉中這些問題得以暴露和曝光。另外，任期太長容易使人懈怠，失去危機感，不利於人民的監督；而太短則政策多變，不利於穩定發展。國外一般地方政權和議會任期都是三年，而我們基層農民缺乏其他參政的渠道，三年一次參與機會如果再拉得過長，可能也不利於擴大選民的政治參與，不利於對當選村幹部形成一定的競選壓力。在屆期和厭選的關係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目前選舉過於頻繁，但是，大量的調查表明選民並沒有感到選舉太頻繁而無法應付。真正對選舉頻繁最有體會的是基層負責組織和指導選舉的政府、人大及其工作人員。我們認為，厭選問題主要和選舉與村民利益脫鉤、選舉制度設計不夠合理、選民對選舉的信心不足和選舉效能感不足有關，村民生活條件和文化水平也是影響因素。總之，修改屆期問題應該慎重推進。 四、結 語 通過對近些年村委會選舉情況的觀察與思考，我們認為，當前的村委會選舉已經進行深水區。隨著國家調整發展戰略，以城帶鄉、以工補農，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農村社會的矛盾和壓力，尤其是村民、村幹部和基層政府的高度聚集的關係緊張問題會逐步疏散，村民自治和國家管理之間的矛盾會進一步化解，廣大農民民眾將會在一個更為和諧寬鬆的環境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活動。因此，村委會選舉將逐漸實現由國家強力推進轉變為鄉村社會的一種內在需要，相關政府部門的作用需要實現一個轉型，從具體的組織領導和指導者轉向法規政策的制訂者以及選舉過程的監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