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法國學者之通說，所謂抗訴系指“遮斷判決的確定，使案件移審到抗訴審的不服申請”。就其制度價值而言，抗訴之存在有力的確保了程式正義在訴訟過程中的實現，成為當事人訴權行使的重要手段。由此角度審視我國當前之抗訴制度，不難發現其所存在的瑕疵不足。基於制度完善、正義實現之考慮，本文擬就我國抗訴制度之缺陷及改善提一些意見和建議。 一、問題之緣起 抗訴案件的巨幅增長是現代世界國家的普遍現象。以法國為例，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9年由初級法院許可抗訴的案件數量由59800件上升到97797件，由州法院許可抗訴的案件數量由46379件上升到60170件。在我國，各類抗訴案件的增長也呈現十分迅猛的態勢。（1）以某基層法院1999年至XX年的抗訴案件統計情況為例，該院1999年受理案件民商事案件1988件、抗訴108件，XX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201件，抗訴201件，XX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578件，抗訴268件。就抗訴效率而言，1999年為5.4%，XX年為9.1%，XX年為10.3%,就抗訴案件的絕對數量1999年至XX年遞增了10.7個百分點，XX年至XX年遞增了17.1個百分點。 純粹從數據的統計分析角度而言，三年中抗訴案件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從百分比都有了較為明顯的攀升，並從整體上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當然，抗訴案件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事人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但是，從抗訴設立的制度價值而言，不可否認，在這些大量增加的抗訴案件也不乏一些不應進入二審程式的案件。比如，在上述的抗訴案件中，其案由大都比較簡單，如離婚、人身損害賠償、簡單的買賣糾紛等，而其提起抗訴的理由大都是一些細枝末節的爭議，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一審並沒有什麼問題。因而，抗訴的結果大都是“駁回抗訴，維持原判”。此類案件抗訴率逐年攀高的現象，一方面為二審法院增加了訴累，浪費了訴訟資源，影響了訴訟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導致了第一審判決的既判力的不確定性，對於民事訴訟程的序安定價值無疑是一個莫大的干擾。以上反映的問題，是我國民事訴訟領域抗訴問題的一個縮影。由此，我國民事訴訟中抗訴問題的存在，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過多的抗訴案件導致了訴訟資源的浪費，影響了訴訟效率；另一個方面是，過於頻繁而無效力的抗訴，在較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國第一審判決的既判力。 對於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在程式公正和訴訟效益的角度學界已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程式公正觀和效益觀的確立對於民事訴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巨大作用。民事訴訟領域的許多問題，從本源上考慮，往往歸結為如何在理論和立法實踐中如何平衡兩者關係的問題。對於抗訴問題的考量自也不能例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解決和處理好抗訴問題就是在制度層面如何均衡好程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問題。而依程桂明先生在《程式理念與程式規則》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在法的價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優先於正義和其他價值。有鑒於此，我們可否大膽地提出：程式安定也是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1），由此，筆者是否也可以認為，抗訴問題的解決也可以從程式安定的角度進行考慮。行文至此，對於前述提出的效率與既判力的兩個層面的問題，在筆者心中已有了基本的價值考慮的歸依。即從程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合理配比角度著手，解決抗訴在訴訟資源浪費、導致訴訟效率低下的問題；從程式安定角度入手，維護第一審判決既判力。 我國現行抗訴制度之弊端 對任何問題的考量都不能離開一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基礎，尤其是該問題賴以存在的法律制度前提。對於抗訴制度問題的考慮同樣如此，而我國抗訴制度存在之前提無疑乃為二審結構之存在。所謂二審結構系指二審審理與第一審法院之間的關係，它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複審型、續審型和事後審制。複審制的特點在於，二審法院對於第一審審理的案件完全重新審理，第一審提出的訴訟資料不能作為第二審法院裁判的基礎，當事人在第二審中應當重新提出一切訴訟資料。由於二審程式重複了第一審的審理過程，故稱之為複審制。續審制系第而審以第一審言辭辯論終結時的訴訟狀態為前提，續行第一審的程式。事後審制是指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法院提出的訴訟資料和證據資料進行審查，以判別第一審判決是否妥當，當事人在第二審中不得提出新訴訟資料。三種審理結構相比，續審制由於在效率方面所具有的顯著的優越性，而為廣大西方國家採用。 我國實行兩審終審制，二審原則上是一審的續行，當事人和法院在一審中實施的訴訟行為，要受到第二審法院的審查，當事人可以在二審中提出新的事實和證據，因此我國在二審結構上採取的是續審制。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我國二審法院的審理範圍被限定為“抗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其中“適用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式法，第153條根據一審判決中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不同情況，規定了維持原判、依法改判、撤銷原判並發回重審等二審處理方式。同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著一審事實審功能不足的現象，當事人依法享有當然的抗訴權，大量案件直接進入二審，二審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此外，二審法院還承擔著審理第一審案件、對已決案件進行再審，答覆下級法院關於法律問題的請示等多項工作任務，最高人民法院還承擔著規範性司法解釋的制定工作。就工作量而言，我國的二審法院比兩大法系的任何國家都要承重，工作性質也更為複雜，無西方國家那種專門的抗訴法院或抗訴庭的設定，這種狀況不利於事實審功能的發揮和法律適用的統一，同時加劇了我國抗訴審程式效益低下的窘境。 當然，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還有社會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公民法律意識、法律文化傳統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影響抗訴制度的運行。為行文邏輯結構的嚴密起見，在此，筆者著重從制度因素角度進行探討。具體而言，我國現有的抗訴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或不足： 1、對當事人抗訴權沒有進行合理的限制，加之一審（事實審）無法從制度給予當事人充分的信賴感，導致當事人對抗訴權行使需求的膨脹，進而導致
抗訴權盲目擴大，濫用抗訴權，無形中增加了訴累，浪費了訴訟資源。抗訴權的啟動頻繁適用與抗訴權未得到有效的限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我國相關法律在關於抗訴人抗訴權行使權利的規定方面比較簡單，依筆者看來似乎只有《民訴法》第147條對此進行了規範，即：“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而就抗訴方的角度而言，在抗訴權的行使未受到實際上制約的時候，其抗訴失敗所應付出的成本相對於勝訴的收益而言，無疑是微乎其微的。根據我國的訴訟制度，在絕大多數場合抗訴方一旦抗訴失敗所應額外支付的僅僅是抗訴所引起的訴訟費用（當然二審判決增加其債務負擔的情形除外，但此種情況由於二審制度“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抗訴請求的有關事項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1）的原則而較為罕見。），而一旦爭議的事實得到二審支持則對於起訴方而言，無疑將得到更大的收益，在較小風險承擔的前提下可以有望獲取潛在的較大收益，對於心智健全的一方當事人（起訴方）而言，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同時，當事人對抗訴權的青睞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我國一審程式所能賦予當事人公正安全的信賴感尚嫌不足，這與我國現在對基層法院投入不足、重視不夠，以及行政化管理、分級定不無關係。由於待遇和社會認同甚至自我認同的巨大差異，我國基層法院無論在人員素質和物質裝備方面都與二審法院有著較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無疑成為了抗訴權頻繁提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在我國根深蒂固的級別、官本位思想也在其間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2、抗訴案件審查的範圍沒有科學的設定，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抗訴能否真正達到目的，從根本上關係到我國二審終審制這種審級制度能否得到完全的貫徹實施。如前所述，根據《民訴法》第15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抗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正如我國司法界權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樣：“抗訴程式的發生，只有在當事人提起抗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抗訴人一旦提起抗訴，第二審人民法院就必須作為抗訴案件進行審理，同時，當事人對不服一審判決、裁定的哪些方面提起抗訴，完全是抗訴人的權利。既然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後，當事人已經接受判決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再提起抗訴，第二審人民法院也就沒有必要再去進行審查。”（1 ）而問題就在於，在世界範圍而言，不管是對第二審審理範圍採取全面審查的國家，還是規定第二審受抗訴範圍限制的國家，都不是絕對的限制法院依職權進行司法審查。綜觀《民訴法》的規定，也不難發現我國的立法對於法院依職權的在二審中司法審查也未採取完全杜絕的態度：1、根據《民訴法》第13條的規定，當事人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應當在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如果一審裁決對非抗訴部分的處理具有重大錯誤，不僅有損當事人的正當權益，而且違～的公共利益，二審法院不應視不見、見而不糾。2、根據《民訴法》第153條的規定，如果二審發現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依法改判；發現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消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發現一審判決違反法定程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消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在此，所謂的法院發現各種錯誤並未僅限於根據當事人的抗訴請求進行審查而發現的錯誤。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180條中又補充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規定，對抗訴人抗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法律適用進行審查時，如果發現在抗訴請求以外原判決確有錯誤的，也應予以糾正。”5、從審判實踐來看，二審範圍也並沒有完全受抗訴內容的限制，既不能作到及時糾正一審的錯誤，也不利於執行“兩便原則”。抗訴部分的內容與非抗訴部分的內容往往具有密切的聯繫，有時對非抗訴部分的審查是審查抗訴部分的基礎，如果二審範圍僅限於抗訴部分，就不利於發現一審的錯誤，使本來在二審中可以糾正的錯誤還要通過再審程式加以糾正。另外，即使二審發現非抗訴部分的內容有錯誤，卻因受到抗訴範圍的限制而無權糾正，只好發動再審程式，這就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和法院的工作負擔。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在實際的操作中，法院應當如何把握依職權進行司法審查的範圍的尺度？如果過分拘泥於抗訴的申請範圍，則勢必導致二審糾正偏差確保公正的制度價值無法很好的實現。如果無視抗訴申請範圍，任意進行司法審查，則無疑將過分挫傷抗訴人的積極性，導致抗訴率的極大萎縮，無法實現二審制度的積極功效。 3、二審終審制這種單一的抗訴制度，不能完全涵蓋解決審判實踐中所遇到的抗訴問題，同時導致某些簡單的抗訴案件不能實現訴訟效率、當事人之間不能完全實現訴訟公平。首先，在審判實踐中有在許多情況下，法院的司法公正、獨立並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在一些商事案件糾紛中，涉及到地方政府財政利益的案件，往往會招致地方～的出面干涉。而在我國二審終身制的情況下，作為一審法院的往往是基層人民法院，往往難以抗拒政府對司法審判的“實際”介入，即便到了二審情況也好得有限，即便在二審中地方政府的干擾大大減少的情況下，也會看在一、二審法院間微妙的關係上，而網開一面，予以維持。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其對於抗訴制度價值功能的實現無疑是一個較大的阻礙；其次，由於在訴訟制度設計上的缺漏，在司法實踐中，許多簡單的案件也被納入了二審範疇，無論從訴訟的效率還是從制度的嚴謹性角度而言，這樣一種現象的存在都是不應容許的。當然，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還有抗訴申請範圍的不受限制等，但究其最為本質的原因而言，仍應歸咎於對此類簡單問題處理手段在現行民事訴訟制度中的缺失。也正因如此，作為最為直接簡便的救濟途徑的二審抗訴制度便成為了一些簡單問題的解決機制的替代。從訴訟效率的角度而言，對事實簡單、法律適用清楚的案件並不適宜動用二審的審判資源，至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宜動用。因此，尋求二審制度以外的制度設立便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