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由於實行了集體備課，使教師們得到了互相學習和鍛鍊的機會，對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而也形成了我們新的教學特色。
（二）始終堅持提高質量為中心，嚴格教學管理，教育教學取得優異成績
教學是學校的中心工作，質量是形象、是生命。在過去一年中，我們的教育教學成績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教學常規是教學質量的保證，必須抓實抓細，學校領導和教導處按照教學計畫，
及時科學地安排各項教學活動，在每周的校長辦公會上確立本周的工作重點，嚴格執行課程計畫，開齊課程，開足課時，有的放矢地做好每一項工作。教導處每周都安排公開課、匯報課、觀摩課，要求分管領導和各學科教師必須參加聽評課，及時把握各年級的教學情況。教導主任經常深入課堂聽課，檢查、抽查各科教師教學的各個環節，及時全面地了解掌握教學人員的第一手資料和學生的反映及意見，及時反饋處理，加強對課改和新教師的指導，保證了教學活動的正常展開。按照學校的要求，各科任教師深入研究大綱、課標和教材，合理安排進度，擬定施教方案，把每堂課都備深、備透，重點、難點明確，教學方法合理，教學過程符合教學規律，採用啟發式、討論式和探究式教學，保證了教學效果。尤其是初一年級教師，他們作為實施課改的排頭兵，深入領會新課標、新教材的教學理念和精神實質，改革舊有的教學方式，探索新的方式方法，特別注重學生學習能力、動手能力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增強了學生主動參與、樂於探究、勤於動手的興趣，促進了教學成績的提高。我們還積極實施“1358”導師帶徒工程，通過“結對子”、“傳、幫、帶”和學科帶頭人、教學能手的指導培養、加強教研交流、集體備課活動、舉辦教師基本功比賽等活動，提高教師業務水平。學校根據教培中心的安排，認真組織了公司第三批學科帶頭人的推薦評選準備工作，教務處制定了校級優質課評比的具體辦法，並組織了校級優質可評比，為下一步公司學科帶頭人評選打下了基礎。我們始終把畢業班作為學校最重要的工作來抓，及時成立畢業班領導小組，安排有經驗和教學成績突出的教師擔任畢業班工作，並制定了科學合理的複習計畫，經過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XX年中考獲得了大豐收，有317人考入高中，85人考入技校，43人升入中專，升學率達到94％。學科競賽繼續保持一流水平，英語、數學競賽再次獲得兗礦賽區個人第一名和團體第一名，充分展示了濟東中學的教學水平和發展潛能。
（三）以實施“崗位效益工程”為抓手，不斷推進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
崗位效益工程是以崗位標準為基礎，以崗位管理為手段，以崗位效益為目標的企業微觀的系統管理活動。開展崗位效益工程旨在體現“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精雕細刻的工作作風，質量第一的效益觀念，使學校工作程式化、制度化、規範化，做到“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負責、凡事有監督檢查、凡事有落實回音”。遵循“崗位選人”的用人原則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最大限度地調動全員工作積極性，建立起精幹高效的教職工隊伍，高標準、高質量地完成教育教學任務，提高辦學效益。
新村XX［16］號檔案下發後，學校領導班子首先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分析和思考，我們感到這幾年，濟東中學在內部管理制度上有過不少改革，雖然對教學質量的提高起過一定的作用， 但終因觀念陳舊、方法脫節、沒有外部大環境的支持，出現了“收入分配拉不開，崗位競爭擺不平，目標考核走過場”的換湯不換藥式的改革，很多措施在觸及教師根本利益時，不敢也不願動真格的，而是採取息事寧人的辦法找平衡，致使很多改革流於形式、無果而終。歸根結底是沒有形成一整套科學合理的改革機制。
現在從全國的大形勢、到兗礦的小氣候，都在推動管理體制的改革。可以說目前不存在改不改的問題，而是改的快慢和怎么改的問題，物業公司和濟東新村正是在這一形勢下，推出崗位效益工程的。這種“以崗定員”、“按勞取酬”，向崗位要質量、要效益的改革，有效地破除了舊的用人制度和分配製度，樹立了“人本化”的管理理念，充分挖掘了崗位效益，激活了崗位主體，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我們認真學習”崗位效益工程“的內涵、目標和原則，通過各種途徑向廣大教職工宣講，幫助大家更新觀念，樹立“崗位靠競爭、工作靠能力、分配靠業績、生存靠自己”的工作理念，並將改革的方案與學校的具體工作緊密結合，充分考慮到職工的心理承受力，找準了切入點，拿出了切實可行、大多數職工滿意的操作辦法，獲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為全面實施崗位效益工程創設了良好的環境。
首先， 我們按照“精細化、制度化、人本化、系統化”的管理目標，牢牢把握崗位效益工程的本質內涵，首先對學校各種崗位要素進行了系統分析，充分挖掘崗位潛力，按照各崗位的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工作環境等對每一崗位的職責標準進行了重新界定，賦予了許多符合實際的新內容。本著“精幹高效、有利發展”的原則，明確了學校各部門處室的分工和責權範圍，消滅了管理盲區，最佳化組織結構，實行“黨群、德育、教學、後勤”四條線管理體制，分別明確由一名副校長領導，合理界定，賦權管理；理順關係，責權對等，使學校組織機構趨於“扁平化”，減少了管理層次，提高了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