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參見郭文韜《中國古代的農作制和耕作法》，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4頁。
面積的擴大也很驚人。截至嘉慶年間為止，北方8省區有水稻的州縣已達到330個，較明代128個，增加了122.67％。誠然，類似關中的兩年十三收，或幾百個水稻種植點，都不足以改變北方旱作農業的整體格局，但確實反映丁在自然條件可能的範圍內，人們力圖通過精耕細作或改變種植方法，以實現農業產量不斷提高所作的可貴嘗試。照此看來，清代北方早作區的糧食生產與南方稻作區一樣，應有較大進步。筆者在《清代北方旱作區的糧食生產》一文中，估算平均畝產約在1.1石，大體仍可維持不變。
清代全國的平均畝產，我們也按照明代的方法加以計算。根據嘉慶《清會典》，嘉慶十七年(公元18XX年)全國耕地數791525千畝，按1.44係數校正為1139796千畝，再以每清畝等於o.9216市畝，折換成1050436市畝，其中北方占46.68％，南方占53.32％。經濟作物土地北方占9％，南方占11％，兩者應為490344千畝-44131千畝=446213千市畝和560092千市畝-61610千市畝解=498482千市畝。北方畝產1.1石，1清石等於1.025市石，折成1.13市石，158市斤，合計產糧504221千石，70501654千市斤。南方畝產3.35石，折成3.43市石，4t53市斤，總計產糧1709793千市石，230797166千市斤。合南北共產糧2214014千市石，301298820千市斤。全國平均畝產2.34市石，319市斤。
從所列的四組數字中，每個糧農平均產糧數最高的，也就是年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乾隆中，約為7037市斤。然後是明萬曆時的65l0市斤、乾隆晚期4749市斤、嘉慶中4286市斤、清末3584市斤。就平均畝產而言，由明至清中期雖增長有高有低，總的是上升的，可反映在勞動生產率上，自乾隆中達到最高點，而後便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主要還是農業技術的發展和耕地增長速度，跟不上人口快速增長的要求，造成同量土地上投入過多勞力，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當然，這不單是指糧食生產說的。在小農經濟下，每個農戶祗要條件允許，總要儘可能的把富餘出來的勞動力安排到其他方面，以補足生產的缺口，如副業活動，或將一部分土地改種經濟作物，以求得更好的經濟效益。於是，又可能出現勞動力邊際產量的遞減。因為這些都牽涉到經濟學的理論問題，在此不想作過多討論。下面我們要說的是每個糧農所生產的糧食，在扣除必要的再生產花費外，剩下的還能養活多少人。
農業再生產花費，也就是農業生產的成本，包括種籽、新添或修理農具的支出、牲口、肥料，有的還有僱工(包括短期僱工)以及必要的社會儲備等費用，有的學者估算每畝投入約合米0.3—0.5石，若以畝產米2石計，則占15％一25％。北方某些地方，“下種一斗，所收不過三斗”①，或“播谷一斗，獲僅倍之”②，也有按種籽數計產量，“豐年可收七八倍，即荒年亦可二三倍”③。僅種籽一項，就占了生產成本相當大的部分。若高下權衡，再生產費用約占產量的20％。扣除再生產費用後，餘下的原則上便是供生產者本人、家口和社會其他成員食用和消費(如做酒、造醬等)的了，不過以上算的都是成品糧，必須加工成精糧才行。將稻穀磨成食米，雍正時河東總督田文鏡言：“新入倉者每谷一石，得米六斗五升(此米必糙，惟荒年拯濟可用之)，其次則六斗有零矣(鹽煤工匠所食之米，每石碾五斗)，若成華所賣之純粹米，每石碾四斗，多則四斗一二升而已。”④稍晚的民國《鄞縣通志》中說，每石稻出米4.5斗，估計是成華的純粹米。按照清代加工條件和多數農民的食米標準(應比城市居民略低一些)，1石稻米也就4.5—5斗左右。小麥等旱地作物的出糧情況，據光緒《清會典事例》記載，麥揚曬後碾面，“每小石一石，九十四斤七兩有奇”，這裹的1石是以官方160斤為準，出面率相當於59％，其他像秫、谷、玉米、高粱等等，從毛糧加工成精糧，高的可超過90％，低的也在60％多。鑒於清代糧食作物以稻米所占比例最大，所以在權衡後，把總加工率定為58％，然後按人均糧365斤計(每天1市斤)，求出每個勞動力可養活的人口數(包括勞動者本人)，列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