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屆三中全會中，通常會通過大會決議和會議公報的方式，對未來一個階段黨治國理政的目標、路徑進行原則性的表述，而通常不會涉及具體的執行細則。按照全會提出的原則目標，相關政府部門會分解任務，並逐步制定執行細則。
渣打銀行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三中全會議程經過廣泛的思考及調查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智庫起到重要作用。報告指出，改革者在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如周小川(央行)、樓繼偉(財政部)、劉鶴(國家發改委)，這應會有助於減輕反對的聲音，儘管部門內部可能還會有阻力。
該研究報告最後預計，根據自XX年以來的歷史經驗及持續觀察，中央核心領導可能會在全會前夕赴地方考察調研，並在此期間釋放重要改革信號。
遺產稅成最大爭議
“一直以來，遺產稅作為財產稅重要一項，在xx大、xx大的時候也寫進了三中全會草案，但因為缺乏系統的徵收範圍和稅率等細化內容，最終無疾而終，其主要原因是目前職能部門對這塊工作仍在相互博弈，致使目前沒有形成成熟的機制。”中央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說。
劉桓也表示，目前遺產稅的推出時機並不成熟，還需要過三四十年才可行。在他看來，徵收遺產稅不符合當前中國的養老模式。與美國以國家養老模式為主不同，中國是以居家養老為主，少數人群則依靠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在中國，贍養父母是子女的責任，如果目前國家推出遺產稅，必然會遭受很多反對意見。
此次遺產稅寫進草案，很大原因是基於當前收入分配改革過程出現的問題。遺產稅作為直接稅的動態因素，在稅制改革以降低間接稅提升直接稅為主要方向的基調下，開徵遺產稅對調節收入分配起到積極作用。
2012年2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等《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 ，首次提出了開徵遺產稅的話題：“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徵遺產稅問題。”隨後，社會機構和高校紛紛開始關注遺產稅課題。
記者了解到，按照三中全會檔案起草流程，行政部門起草以後，交給上一級的司局部門審核，期間對起草內容做進一步的修改和研究，然後再把草案上報部長級別，部級領導根據十八大精神對草案基調做縝密的研討，並做意見歸納，經過一番討論後，草案又再次回到執筆人員處，最終確定方案的思路。“對起草小組來說，社會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會成為他們參考的一部分內容，但不限於課題內容，很大程度上，這些課題內容成為他們草案的關注點。”上述訊息人士稱。
實施需選時機
今年3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京發布《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課題中期成果報告。報告認為，開徵遺產稅的時機已經成熟，建議在“十二五”期間徵收，最遲在2026年徵收，起征點定為500萬元。
課題組還對世界上188個國家進行統計發現，有遺產稅或贈與稅以及對遺產贈與用其他稅收調節的國家共114個，約占61%的比例；不對遺產和贈與徵稅的國家占39%。
研究發現，對遺產徵稅國家大多是當今最具效率和競爭力、科技領先的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其gdp總量占到全球總量的70%以上。
不過，報告與遺產稅最初的設定條件存在差異，這或將是其被推遲的一個原因。參照XX年9月公布的《遺產稅條例草案》第七條，遺產稅的免徵額為20萬元。目前居民最大宗的投資品是房地產，市價低於20萬元的房產如鳳毛麟角，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家庭都與遺產稅相關。